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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语启蒙老师——蒋兆一先生

2020-09-23 17:05:59 来源:

1957年秋,我考入南通一中,分配在高一(3)班就读。当年的初中生没有外语课。只有高中生才学外语。那年高一新生共有4个班。一班和二班开设俄语课,三班和四班开设英语课。蒋兆一先生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启蒙老师。

蒋老师当年二十七八岁,年轻英俊,身材魁梧。他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系,发音标准,讲解清晰,备课充分,要求严格。我们上英语课,都不敢有半点懈怠。第一次小测验,我得了全班的最高分,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英语,以至于到高三选志愿时,我就填了英语专业。后来,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

凡是上过蒋老师英语课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进了大学,都觉得大学英语课特别轻松,因为他们在中学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60年秋,我到南大报到后不久,因病休学一年。南大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本科学制为五年。我从1961年秋到1966年夏在南大就读期间,每年寒、暑假都会去看望蒋老师,向他汇报我在校学习的收获、体会。蒋老师每次都会聚精会神地倾听,虚心、平等地和我讨论英语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一点没有学术前辈居高临下的架势。我清楚记得,大学一年级的那年暑假,我去蒋老师那儿,和他讨论英语单词中有些辅音的发音问题。我说,在 [s] 后面的 [p, t, k] , 发音时不再送气,如 sport, study, sky 等。他听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蒋老师这种平易近人、思想开放、虚怀若谷的态度,是吸引我和他继续交往的主要原因。

我本应在1966年夏天大学毕业,但史无前例的“文革”席卷全国。学生无法毕业,滞留学校一年半。后来,我去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再重新分配到东台县,先后在该县的三所学校工作了三年。1973年5月,南大把我调回并派往英国学习一年多。1974年9月回国后,我在南大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现在的名称是:南大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在这一时期,我们讨论学术问题少了,讨论教育改革多了。

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利用寒、暑假回南通的机会,有幸为蒋老师做了两件事。一是为他英语专业的学生办了一期暑期培训班,使用我从英国带回来的教材。二是有一年寒假,替他的大女儿蒋静仪和其他两位学生辅导英语,准备参加高考。

我觉得能为自己敬重的英语启蒙老师做点事是一件幸事。这是恩师对我的信任,也是我报恩的一个机会。但当时令我不解的是:他自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语老师,为什么还要我来辅导他女儿的英语呢?他的回答却是出乎意料:“教师往往教育学生很好,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行,因为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通常缺乏耐心。”其实,蒋老师这话也不能完全当真的。他家的三朵金花,后来都考上了中国的一流大学,并且学有所成,毕业后工作出色,家庭和睦,衣食无忧。三姐妹相亲相爱,亲密无间。现在,她们的孩子——蒋老师夫妇的第三代,有的在大学就读,有的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

可在当时,蒋老师的话确实使我感到意外,也许是因为那时我的女儿还小,才四五岁,还没上小学。我和爱人又分居两地,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但听了蒋老师的话,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将来既要教育好学生,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后来,当我的想法变成现实时,我则十分感谢蒋老师当时给我的指点。

1982年秋,我爱人工作调动终于成功了。从此结束了我们夫妻长达十年的两地分居。但我们每年都回南通过春节,和家人团聚。我每次回南通,还是去拜访蒋老师。我们聊天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学术问题,而是涵盖教学、教育、改革开放、价值观各个方面。有一次,蒋老师对我说:“作为一个教师、一个学者,不要太看重名和利,不要太看重金钱、职称、职务。”我完全认同他的意见。这也是我在南大任教三十年工作愉快的主要原因。

我学习蒋老师教书育人,在教学工作中,既对学生严格要求,又和学生以诚相待,和他们交朋友。我曾获得院、校、省、部各级颁发的优秀教学奖十余次。这些成绩都与蒋老师的教导和帮助密不可分的。

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我去拜访蒋老师,他的爱人蔡老师总是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大展厨艺,做上一桌淮扬菜,留我们吃饭。我和我爱人曾多次邀请他们到饭店聚餐,但都被他们婉拒。最近十几年,蒋老师夫妇年事已高,不再留我们在家吃饭,而是外出用餐。2014年夏,我女儿吴玲和外孙女薇薇从美国回来,我们一起去拜访蒋老师夫妇。晚上,他们邀请我们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席间,我女儿说去洗手间,实际上是去把账结了。等大家吃完离店时,蒋老师才发现我们已经付了款,用手指指我说:“你呀,你呀。”

我真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这样做,只是实际上这已不可能了。同年10月下旬,蒋老师不幸患脑中风住院。所幸的是,在他家人的精心安排下,在他夫人、二女儿蒋静文和女婿王亚明医生的细心照料下,已经在医院安详地度过了将近六个年头。

2019年10月,我回南通参加母校百年校庆。校庆结束后,我和同窗葛铭仁一同去医院看望蒋老师。他躺在病床上, 面色尚好,我握住他那双温暖的大手,向他问好,并且告诉他在校庆纪念大会上,有好几位校友发言向他致谢、致敬。但他已经不能讲话,只能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吴”字。最近听他二女儿蒋静文说,蒋老师已经用上了呼吸机,有时已经神志不清了。

如果从1957年秋蒋老师开始教我英语算起,我们交往至今,已经超过了一个甲子。六十多年来,我和蒋老师从最初的师生关系,逐渐演变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演变成为终身的朋友,从而让我获益匪浅。可惜本文所写的,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早一点在蒋老师患病之前写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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