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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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党史办牵头编撰的《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资料》2016年10月出版以来，笔者又收集到一批相关资料。这些新集资料时间跨越70余年，涵盖历史档案、报刊资讯、会议纪要、往事回忆、信件书稿、诗画名章等多种样式，披露了当年斗争的事实与真相，提供了三一八斗争的认知与见解，其中不乏初见。容择反映三一八斗争情景、细节的几份资料，以飨读者。
钱健吾在三一八后继续战斗
周克家（即陆友贻）2004年元月撰写的《三一八后健吾战斗的十四个月》一文追记：“三一八后才几天，顾迅逸等三位同志‘失踪’了，南通市（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此后十来天，健吾同我秘密联系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同我商量对被拘同志营救之道，准备再次组织发动群众向当局要人，他确实表现为初生之犊的气概。还商量拟定了抗议的标语、短文，连夜在徐虎家里书写、油印。形势更加恶化了，我们不得不于半夜分头散发了制成的传单（记得刘驰、邵永龙是参与此事的）。另一次是他向我通报反动当局正严密监视和准备逮捕九十几个黑名单中的进步青年，其中有他和我，要我绝对隐蔽。我于当晚就躲住到洗马池的姐姐家里。过后两三天，刘驰送来健吾写的纸条，要我于第二天清晨适去乡下（即城工委所在地）。那天是由刘驰同志尾随着我送出猫儿桥的，而健吾则是单独从东门外转道来的，在城工委会了面。以后一两天，从城里撤下来的还有谢铮、霍赋庸、舒维瑾、陶应衍等青年。有些同志如范恒则去了上海。健吾同志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刻，没有只顾自己安全，没有惊慌失措，为了保存同志，他尽了很大力量通知到应该撤退的同志。
在城工委驻地，徐智、从坡等领导召集我们汇报研究了几次工作，考虑到我俩今后还将打入敌占区工作，经一同商量，健吾改名为邹可民，我则改名为周克家。为了在解放区造声势，声援南通的斗争，组织上决定从南通撤退的青年先去如皋城，一地委的洪泽、李俊民，青委的薛驹、夏xx等领导接见了我们。在短暂的几天中，在如皋中学，在东台、海安、如东等城镇均召开了各界青年声援大会，以健吾为首的几位青年在大会上作了激昂悲愤的演说，揭露反动当局制造三一八惨案的阴谋。此后，我们又回到南通城工委，组织上决定他和我两人北上淮安，去华中分局城工部训练班学习，其他同志则转上海或回南通城。”
“1946年7月初，城工部便决定在苏中建立交通联络站”，“于8月初，派遣训练班的部分同志来苏中建立起来，由李子明、朱志英两名同志负责。我在站内搞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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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帐杆撑起了南通文艺协会的横幅
2012年，顾懋兰在《我参加三一八活动的几点资料》中回顾：“南通文艺协会的活动场所是在实验小学幼稚班教室，我当时在实小任教，宿舍就在实小大门旁边。三一八那天早晨，文协会员在实小集合，写标语、横幅，为游行示威做准备工作。横幅写好以后，人们发现没有旗杆，我就回到宿舍，扯下帐子，抽出帐杆，拿去做了支撑横幅的旗杆。”“在实小，我和严明同住一个房间，她是我在女师的同班同学，正派、善良，平时就对我颇多关照。三一八那天，我匆忙回宿舍将帐杆抽走后，床上一片狼藉，她默默地替我收拾得整整齐齐。晚上，我没有回去，她担心我遭遇不测，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晨，见我回到学校，才放下心来，再三嘱咐我要谨慎小心。”“三一八以后，通城各学校放春假，恰巧大生公司有便船由通城去三厂，我父亲（当时是大生三厂的总工程师）就安排我和两个在通中读书的弟弟一起回家。过完假期正要返通时，父亲的好朋友庄锐全老伯（原大生八厂的职员，家住端平桥附近）发来了电报：兰暂缓返。我知道，镇压开始了。在那样的情况下，给危险分子通风报信，是承担了很大风险的。我们全家都很感动，父亲连忙将我送到上海，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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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文艺协会致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公开信的执笔者
或是孙平天。
穆烜1980年1月3日《访问孙平天烈士家属记录》反映：“孙平天在报社时，由于夜间要活动，因此不住在家里，而与霍富荣同住在上海银行仓库里，但每天回来吃饭。三一八那天，游行回来，喉咙都哑了，吃了两只生鸡蛋。他向母亲讲了游行请愿的情况，怎么冲封锁线，作为代表进入桃之华，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人员接触等。孙母说，递给执行小组的信是平天写的，英文信是他写了由其父修改的。”“孙尸体被发现后，戴西青和另一人到孙家，告以噩耗，并叫他家里找出有违碍的一些东西，用旧棉絮包裹，带走了。后来反动派特务来查抄，没有什么抄到，只抄到一封邵力子的信。至于孙平天在仓库里的物件，只有桌子、橱等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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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诗歌曾描绘游行请愿和茶话会
原载于1946年《民间》第2期，阮小三（即袁明）、牛角风（即刘谷风）、章桥侯（即章品镇）创作的《长江浮尸记——南通惨案七字调》诗曰：“……忽见飞来吉普车 大家狂欢拍巴掌 车过泥浆飞两丈 跟踪追到大剧场 剧场两边转弯处 两个士兵赛虎狼 举枪拦住不准过 队伍如箭向前钻 街过闸口第一道 二道闸口又来到 路上拦住铁丝网 赛如天罗和地网 沙袋后边小兵爬 手拿机枪双眼望 青年忙把国旗摇 冷静温和办外交 侮辱国旗非好兵 兵要爱护老百姓 百姓更要爱护兵 小兵听了话不错 忙打招呼准通过 路旁特务大发怒 捉着小兵地下揪 队伍到了桃之华 学生嘴里说洋话 我们代表老百姓 请求小组谈谈话 美国代表招着手 对准队伍拍照相 政府代表杨超出 向着青年大声喊 今日疲倦不接见 大家喊道为人民 应忘疲倦见见面 邓克中校听声出 马屁专员徐谟嘉 赶紧叫人撑洋伞 邓克回说我不要 马屁拍在马脚上 他说中国须和平 不可再来打内战 盼望诸君要相信 我决负责来调停 时候到了第二天 邓克忽然生毛病 女师召开茶话会 抱歉不能来出席 请了二位做代表 江海导报樊发源 新华记者叫吴青 解放区什么情形 大家请他说分明 讲来句句动人心 全场鼓掌真热情 孙君平天忙开口‘你们那边天堂路 我们这里地狱门 有嘴不能说真话 有笔黑白不能分 为了请愿要和平 我的饭碗已打破’孙君话刚说罢了 学生密送一纸条‘特务走狗满路行 重重压住喉咙管 奈何有话不能言 祝你安全并健康’隔天南通党政军‘五万人的大请愿’一家指定一个人 实实在在费苦心 各业公会逼着行 特务走狗做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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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为南通惨案声讨国民党反动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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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当晚，国民党反动当局迫不及待地决定血腥镇压革命斗争
1946年五四青年节，吴晗在昆明学生联合会上发表题为《从昆明惨案到南通惨案》的演讲，演讲稿载于《民主周刊(昆明)》1946年第3卷第9期。文中说道：“从昆明惨案到南通惨案的现实教训是：第一，这个政府是专门屠杀青年、屠杀人民的，和人民利益对立的，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有一个为人民属于人民，人民自己的政府。第二，昆明、南通，各地青年，各地人民的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停战协定被破坏了，他们死不瞑目，继续努力，贯彻他们所争取的目标，用人民自己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是每一青年每一人民的神圣而庄严的任务。第三，为了保障青年求学的安全、思想的自由，甚至行动和生命的安全，光是制止内战这还不够，青年的任务还应该是实现建设和巩固民主的制度，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不折不扣的民主共和国。”
谨以此文纪念三一八斗争和南通惨案烈士牺牲74周年。
2011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946年3月18日》记载：“是晚，国军第一〇五师、南通县党部、县长、三青团书记、军统、中统负责人紧急集会，决严加防范，对各为首分子施特别制裁。”这是笔者首次见到的，记明国民党反动当局为镇压三一八斗争而召集党政军团特联席会议日期的一份资料。
2017年8月22日上午穆烜写毕的《<南通惨案>补遗》记载：“他们第一次在11点钟时到了南通中学门前，但校门已上锁，不得入内。一直等到后半夜两点多钟，他们第二次再去。这次，他们采取了爬墙的办法，张玉奇站在校门东边的围墙下，蒋英从张玉奇的肩膀上爬上去，打破了一块花墙，然后跳进墙去，破坏了校门上的锁，打开了校门。住在靠校门的西边屋内的校工黄三被喊了出来。特务问他要大门的钥匙，他回答说钥匙被庶务处拿去了。但特务在手电筒光下看到钥匙在桌上，就打了他两记耳光。这时，大门已打开了。特务就把黄三拖到外边，叫他跪下来，不准动。接着，这伙特务由三青分子作向导，进入前楼（教师宿舍）去捉人。三青分子是钱素凡所认得的，其中还有他的学生，所以，他们脸上都蒙了毛巾。黄三也被带了进去。到了东楼梯脚下，特务拍了拍他肩膀，警告地说：‘站在这里不准动！’特务们登上了前楼，一脚闯进钱素凡的寝室。钱素凡勇敢地作了挣扎，高喊：‘有强盗！’‘冤枉！’特务就用毛巾把他的嘴裹住。这时，学生已被惊动了。于是，一个三青分子站在学生宿舍前的天水池旁，高喊：‘不准动，我们是新四军！’接着他们就把钱素凡带走，押解到谍报队去。在路上，钱素凡还大喊：‘你们是强盗！’结果，被吴乐山打了几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