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时就直抒胸臆，在《光明日报》上发长文批驳当时红得发紫的姚文元，历尽沧桑痴心不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文艺批评家既要有学识，更要有胆识，敢于说真话，还要有献身真理的战士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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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实录】

　　噩梦醒来，已是1978年的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调入新恢复的高校南通师专任教。

　　新时期也为我个人开拓了学习工作的新天地。1979年，湖北省高教局派员来南通师专为我彻底平反，还陪我去上海奉贤老家消除影响。我入了党，创办并连续18年担任学报主编，还负责文学理论、美学主科及多门选修课的教学。从师专到师院再到南通大学，我28年出全勤，工作量饱和。

　　28年来，我主要从事三方面著述：一是对“文革”前17年和新时期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作总体考察，把握文艺学历史轨迹和未来走向。我就文艺理论的新构架和新课题逐一研讨。我在主编全国师院统编教材的同时，较早就文学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审美特性发表专论，并写入教材，受到专家好评。二是在美学领域，较早阐发美存在于流动的审美关系之中，关注美学与文学交叉研究，将美学落实于美育理论的研究和审美实践。三是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比较研究，既发表专题论文，也将触角伸展到当代大众文化审美领域。

　　我还对知青题材创作、国学热、知识分子担当等话题，写过多篇评论和长文，发出自己的声音。

　　【采访手记】

　　敢言，是徐景熙身上最宝贵的品格。无论是在上海读书生活23年、武汉工作7年，还是落户南通半个世纪，徐景熙教授的率真、血性、担当和情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几乎没有变过。

　　当年，因为寡居的姨妈在南通生活，在政治高压下疾病缠身的徐景熙从武汉来到南通避难。后来，南通农场（农四师24团）中学张开双臂，热情接纳了这位被逼上绝境的年轻人，并赋予他教书、读书、写作的平台。整整7年，这个如今已成为苏通大桥桥头堡的避风港，让徐景熙有了归属感，使他重新燃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始对真善美的专题做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

　　1979年平反以后，在上海、武汉、南通三地之间，徐景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通作为终身从教之地。认真教书育人之余，他再次握起那支曾经给他带来过巨大灾难的笔。新时期初期，他有感于文艺领域百花凋零，撰写了关于文艺批评的系列论文和评论，如《作家与批评家》《真实·真理·社会效果》《文艺批评三题》《文学批评要体现改革精神》等。在文坛沉寂10多年之后，他对姚文元之流随心所欲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的文痞做派进行了抨击，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界拨乱反正，作了客观的记录和令人信服的评判。

　　徐景熙教授今年已虚龄80岁了。从他19岁第一次用母亲的姓和自己的名化名“朱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3000多字的文艺评论《谈塑造英雄形象的爱情描写》，已经过去一个甲子。他始终不渝地捍卫真理，守望真善美的精神家园，不仅赢得第二故乡南通人的交口称赞，也受到他第一故乡上海党政部门和媒体的关注。去年新中国70华诞之际，他被上海市奉贤区委宣传部隆重授予“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家乡电视台专门来通拍摄了上下两集的电视专题片。

　　数十年来，不管在哪一座城市生活，无论自己的人生境遇如何，不论出专著、编教材，还是写论文，徐景熙教授始终瞄准一根高标杆，追求一种高境界，保持一种不变的情怀，那就是：讲真话、道实情、为时代发声、为真理求索。他总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人格操守，坚持对人性、对他人的尊重，用他的激情、才情和真情，秉笔直书，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

　　□口述人：文艺理论家徐景熙 □记录者：本报记者宋捷

　　摄影：徐培钦

　　1964年秋，我大学毕业，分配至武汉一所省属高校任教。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文，次日《解放日报》转载。接着，华东局管辖的各省报先后转载。多少年后方知，姚文实际上是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成为次年爆发的“文革”导火索之一。

　　我当年24岁，血气方刚。读毕姚文，我对姚的霸道和牵强极为不满。

　　姚文发表19天后，中央及北京几家大报均转载，并各自加了“编者按”。我读后心想，中央要求大家按双百方针平等交流，允许批评与反批评，至少说明姚文元的一家之言未必妥当。我心里有话要说，就于12月3日晚在办公室一口气写下4000多字的文章《怎样评价〈海瑞罢官〉——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修改誊清时，东方欲晓。我走到校门口投入邮筒。没有料到，待《光明日报》12月22日刊出我的文章时，北京的事态已变得十分严峻。

　　因为这是《光明日报》、也是湖北省第一篇与姚文元公开叫板的文章，1966年春，我受到各种座谈会、大字报专栏的猛批。当年5月10日，姚文元《评“三家村”》发表，事态进一步恶化，我被剥夺了教学权利。不久，“文革”正式爆发，我即作为“小吴晗”被揪出，大字报成百上千，武汉的报纸也跟着深揭猛批。此后，我失去自由3年，失去工作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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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实录】

　　“姚文元乱扣帽子的作风，让我不吐不快。4000多字的商榷文章，一夜之间激情挥就，没有多想就投进了邮筒。”

　　见到徐景熙教授时，他正在收看央视直播的武汉疫情报道。离开这个曾经工作过7年的城市已半个世纪了，武汉的疫情让他格外牵挂当年的同事和学生的健康。大武汉的一草一木，也唤起他对往事的许多回忆。

　　武汉是徐景熙工作的第一座城市，也是他的伤心之地。1964年夏天，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倾力打造的武汉外专（1970年并入华中师范大学），面向全国名校招聘师资，刚从华东师大毕业的徐景熙意气风发地来到武汉，并很快成为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他本来可以在这个华中最美丽的城市展示自己的才华，万万没想到却在工作一年半之后，因为一篇讲真话的文章遭遇灭顶之灾。

　　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说起当年和文痞姚文元斗争的往事，徐景熙对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徐景熙自幼在上海读书长大，深知喜欢乱扣帽子的“南姚一霸”的为人，对与之笔墨交锋的后果是有所考虑的。尤其是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深秋，许多人已闻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敢怒而不敢言。但这次姚文元对吴晗的诬陷实在已超出批判的范畴，践踏了法律底线，徐景熙感到不吐不快，无法沉默。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辽曾如此评说这一段历史：24岁的徐景熙敢于批驳当时红得发紫的姚文元，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在南通，徐景熙教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儒雅、平和、谦恭、宽厚，似乎难以将他与半个世纪前直接同“四人帮”刀刃相见的青年猛士联系在一起。只有在他的文章中才能读到他思想的热烈敏锐和文笔的犀利泼辣。殊不知，他在大学时代就是一位有个性有风骨的文艺评论者。

　　早在1961年，19岁的徐景熙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二的时候，就以朱熙的笔名在《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发表过尖锐的评论。读大四时，他发表《引经据典》，力倡“个人独立思考”。他格外珍惜学术自由，在学术观点上从不通融和妥协。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孜孜不倦地呼吁理性和宽容，执着地在学术范围内展开讨论和争鸣。即使是失去自由和工作，纵然患上严重的神经性肠痉挛，身心俱惫，徐景熙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写过一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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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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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时常有关心我的朋友,包括一些“文革”史研究者，会问起我和徐景贤的关系。

　　徐景贤是我的堂兄，大叔家的长子。解放初，他响应号召，放弃考大学，参加市政建设，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年轻党员干部，后来又成了业余作家，代表作有《年轻的一代》《生命似火》《党的儿子穆汉祥》等。

　　1964年，他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受到重用。1966年末，上海“一月革命”前夕，他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带领市委机关干部造反。我在武汉向《光明日报》投稿挑战姚文元时，他是上海市“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我和他走上截然相反的人生之路。

　　“文革”结束后，他作为“四人帮”余党被逮捕，20世纪90年代，他出狱并恢复公民权利后，我们见面了。我关心他的病体，倾听他的反思，阅读他沉重的回忆，赞赏他捐献遗体的愿望。

　　【口述实录】

　　“堂兄如日中天时，我已被打入地狱。整整10年，他是他，我是我，我俩从来不联系，更无见面的想法。”

　　在徐景熙教授以往的回忆文章和别人对他的访谈中，他没有谈及他堂兄。在做这次口述史访谈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请他口述了一段和徐景贤有关的历史。

　　同一个祖父的叔伯兄弟，都因姚文元而获罪，但是选择的道路却截然不同：堂兄紧跟姚文元做了很多荒唐事，堂弟则因炮轰姚文元吃了太多苦。回首半个世纪之前的这段奇特经历，徐景熙教授感慨万千。

　　上海市奉贤区有个奉城镇，徐氏是当地一个名门望族，徐景熙在那个书香门第度过美好的青少年时代。在他的家族里，比他大8岁的堂兄徐景贤口才佳、笔力健，比他小两岁的堂弟徐景新从小爱好音乐，后来成为上海滩著名的作曲家，曾担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和艺术总监，电影《小街》的主题歌《妈妈留给我一支歌》就是他作曲的。

　　徐景熙从少年时代就喜欢文史和写作，多少受到堂兄的影响。兄弟俩都没有想到的是，1965年年底，当徐景贤躲在上海武康路2楼写作组协助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系列文章批判“三家村”的时候，他远在武汉教书的堂弟竟然向《光明日报》投稿批驳姚文元，“自投罗网”成了反对批判吴晗的典型，被斗得死去活来。

　　徐景熙人生那一段最黑暗的岁月，正是堂兄徐景贤的得意之时。清高而又倔强的徐景熙从来没有想过找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他到南通避难时，徐景贤已跻身中央委员行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落难南通农场的徐景熙没有和任何人提及过飞黄腾达的堂兄。尽管一江之隔，徐景熙难得回沪，总是悄悄直奔奉贤奉城老宅看望年迈的双亲，又匆匆回通，避开一切社会关系。

　　磕磕碰碰，一路走来，徐景熙始终保持一种中国文人的士大夫风格，不慕荣华富贵，鄙夷人身依附。在你春风得意时，他会离你很远；而当你落寞无助时，他又会雪中送炭。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徐景贤出狱，恢复公民待遇，徐景熙专程从南通到上海看望他。他俩再次见面时，已暌违30多年，到了知天命之年。历尽沧桑的兄弟俩唏嘘不已。

　　在徐景贤的晚年，徐景熙给过他许多精神上的慰藉。2007年10月底，74岁的徐景贤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徐景熙专程赴沪主持了堂兄遗体捐赠告别仪式。他客观公正的悼词，得到上海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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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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