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听取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条例拟对随地吐痰、便溺，乱丢废弃物，乱倒垃圾等行为的罚款额度提高到50元、情节严重的200元。

　　（4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处罚标准高与低不是静态的，如《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中对随地吐痰、便溺，乱丢废弃物，乱倒垃圾等行为的罚款额度为20~50元，以现有收入与消费水平的确不高，没有足够震慑力，但在该立法生效之初的2006年，恐怕不算低了。然而，效果如何无须多言。

　　显然，这并不只是处罚标准高与低的命题，立法赋予管理执法处罚手段而不去执法运用，条文中再高的数字都会是纸老虎，久了没人会当个事。类似的问题，在涉及市民轻微违法的处罚中都普遍存在，如相当普遍的行人闯红灯违法行为，依据《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处罚的标准是5~50元罚款，长期没有被有效运用，纸面上严厉程度随着货币贬值而不断缩水，反过来被执法管理层面归咎于处罚依据的鸡肋。

　　事实上，应对涉及每个人的公共生活行为管理，没有“特效药”，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有耐心与智慧。法治上，严罚重典是必须的，特别是这种文明陋习，罚得让人肉疼，有因小失大之感，才可能起到“罚一儆百”的效果。比如，随地吐痰、便溺，乱丢废弃物，乱倒垃圾等行为的罚款额度甚至可以更高，如200元起步，要知道《北京垃圾分类条例》中对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的处罚都是200元，何况在大街上乱扔垃圾？严苛高额的标准有利弥补执法无法落到每个违法者的力量缺陷。

　　当然，更关键是如何让执法管理的经常化、简便化，让违法行为从法规约束变成现实的法治规制。各地涉及市民文明行为管理执法的法规不少，从交通行为、市容环境、垃圾分类到养犬、公共场所禁烟，可用的“罚单”加起来是厚厚一摞，但开出来的又有多少？所以，文明行为陋习的治理，需要走出立法与执法两张皮的窠臼，一者应改变管理“九龙治水”的格局，集约资源、提高效率，解决好谁都管却谁都管不好、没有可持续性的难题；二者完善不文明违法行为执法管理规则、程序，不执行处罚限制机制，降低工作难度和管理成本。如此，立法上动态调整处罚标准，才会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