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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革命前，我在南通做记者，和南通三一八惨案烈士孙平天一起做地方新闻。1946年春，当志同道合的孙平天遇难后，我冲冠一怒改名丁芒，愤然写下《一个国统区新闻记者的日记》。”
我原名陈炎，1945年7月，经通中学长顾迅逸介绍，到《江北日报》当记者，兼编《诗歌线》《散文》两个副刊，开启了对我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新闻生涯。
在《江北日报》，做地方新闻主要是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同事孙平天。平天豪爽仗义，共同的理想使我们走得很近，几乎无话不谈，我们一起寄住在孙平天朋友霍赋庸的宿舍，3个人经常在深夜长谈，策划进步文章，憧憬美好的明天。
不久，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江北日报》，改名为《东南日报》，我和平天继续留在报社，除了负责地方新闻外，我还编两个副刊《诗》《山花》。此间，我在革命浪潮的洗礼下，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诗文的风格也从风雅浪漫转为冷峻犀利，发表了不少有进步倾向的新闻、诗歌、散文、小说，迎来人生第一个创作高峰。因为涉嫌“赤化”，我和孙平天1946年1月底被报社开除。
1946年3月7日，在震惊中外的南通“三·一八”惨案发生前10天，经地下党组织帮助，我虎口脱险投身到解放区。没有想到，和我亲如兄弟的钱素凡、孙平天、顾迅逸等8位师友10天后被国民党特务血腥屠杀。噩耗传到淮安解放区，我极度悲愤，第一次用笔名“丁芒”写下《一个国统区新闻记者的日记》，痛揭国民党在南通的黑暗统治。
取名“芒”，是因为我和孙平天怒怼国民党一个徐姓专员时，他曾警告我们“锋芒不要太露”。而“丁”则是为纪念我的出生地丁古角而取的。若干年后，诗人流沙河为我的名字做了精妙解读：入木为丁，脱颖为芒。
1946年3月7日，我随交通员步行百余里，经过如皋、东台、兴化、宝应等地，最后又到淮安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如愿以偿来到“江苏的延安”——淮安。
两个多月前，在做南通文化名人穆烜口述史时，穆老和我提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和同庚的丁芒等文友在南通报纸副刊发表进步文章。上周在丁老家采访，老人家也是如数家珍，满怀深情地说到钱素凡、顾迅逸、孙平天等“8壮士”，说到曹从坡、穆烜、沙白等同时代的文友，还说到我比较熟悉的季修甫、熊飞、程灼如等文化老人……
一个个渐渐远去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勾勒出上世纪四十年代南通进步文化力量的群像。那个年代，南通城里有几张报纸，进步青年们或利用副刊园地，以文字为匕首和投枪，深刻揭露日寇和国民党在南通的黑暗统治；或编排进步话剧，在舞台上演绎社会百态，传播进步思想，丁芒就在舞台上演过几部进步戏。
虽然硝烟已经散去70多载，96岁的丁芒说起孙平天等牺牲的战友，眼眶湿润，满怀思念之情。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当年也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里，幸亏提前撤退。他离开南通去解放区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和孙平天一起吃的，那天晚上，他还交给平天一首刚刚创作好的充满激情的诗歌，40年后翻阅旧报纸时才找到这篇诗作。在他离开南通几天以后，孙平天在借住的屋里被特务杀害。特务没有等到丁芒和霍赋庸回来，当夜把孙平天杀害后，尸体运掷长江……
此后，在丁芒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一直以奔流夺壑的锋芒，撰写了一大批享誉军内外的新闻和文艺作品，“丁芒”叫响海内外。他从20岁后就改名丁芒，各类填表、诗文及书法署名都是丁芒，本名陈炎却渐渐被人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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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5岁时开始写诗，一口气写了80年，可以说成于诗，难于诗，又归于诗。面对命运的潮起潮落，我无怨无悔，一生乐在诗途。”
1946年春，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新四军华中建设大学，后加入华野十二纵三十五旅，以战地记者等文职身份先后参加苏北游击战、淮海战役等，掀开了军旅作家的崭新篇章。我的戎马诗文《红色信号兵》《勇敢》，报告文学《海鹰》《英雄艇》等一批作品在这个期间喷涌而出，并被翻译为俄文日文等文字，在海内外传播。
1955年，我被抽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星火燎原》编辑。这部书由毛泽东题名，朱德作序，是“记叙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在此期间，我为刘伯承罗荣桓等开国元帅、张云逸刘亚楼等多位将军编辑整理了革命回忆录40余万字，和老一辈将帅及他们的家属们结下深厚的感情。
1956年，我在云南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本诗集《欢乐的阳光》。随后，一首《傣村夜曲》成为我诗途醒目的路标：月牙儿沉没在云海里/田野飘游着青雾/篱笆上的小花已经睡去/葫芦箫还在嘤嘤私语……这首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著名画家叶浅予为之配图，诗人雁冀认为这是我真正的成名作，另一位著名诗人田间认为当代诗坛极具格律美诗风的作者，“以闻捷、严阵、丁芒三人最著”。
可惜好景不长，我很快就尝到诗歌酿下的第一杯苦酒。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两次被开除党籍，行政降了三级。1970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南通磷肥厂劳动改造。在司磅房的小桌上，我写下了《军中吟草》等旧体诗和叙事新诗，以抒发自己不向厄运低头的心境。
改革开放的春雨，滋润了伤痕累累的心灵。1979年5月，我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陆续出版了新旧诗、散文、小说、文艺理论、书法等40余种专集与选集。2012年5月，我被推举为中华诗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从15岁开始习学新诗，丁芒写了整整80年的诗歌。在漫长的诗词创作生涯中，丁芒写出众多脍炙人口、鼓舞人心的诗词作品，“北有臧克家，南有丁芒”之说曾在中国当代诗坛广为流传。
纵观丁芒的一生，革命之路和人生之路都相当坎坷，这里有风云际会的时代元素，也和他骨子里的自由心性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为了写诗而参加革命的，无论是嘹亮的号角，还是弥漫的战火，在他的笔下都成了诗意的物象。当战火中的诗人们“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的时候，他在为自己心灵的隐曲歌唱。他的笔调幽默诙谐，痛快淋漓，小中见大，寄意遥深。无论在哪个年代，他的诗都难以掩饰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气度。
丁芒先生是位军旅诗人，他的《军中吟草》，大都是意象恢宏、大气磅礴、令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阳刚豪放之作。他还是位爱国诗人，数十年孜孜以求，血写诗文，丹忱报国，写下大量的爱国诗词，并亲自主编了《当代爱国诗词选》。他又是位两栖诗人，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在以新诗和旧体诗为两岸、以新旧诗接轨为目标的河道中奔腾涌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丁芒就不主张写朦胧诗，主张“大众化、现代化和民族化”。他创新性地推出了以“自由曲”为载体的“关于诗的哥德巴赫猜想”，大开大合，笔路宽阔，在中国诗坛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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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樊玉媛的结合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她是我幸福的港湾。600多万字的《丁芒文集》，七成以上是在这个港湾里出品的。”
【口述实录】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华大地万物复苏，我不幸的家庭生活也迎来转机。1977年，我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樊玉媛，我们这对半路夫妻如今已携手走过43年，我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
玉媛曾经是省电视台的骨干记者，业务能力很强，她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们俩是在交通部直属的江阴澄西船厂认识的，当时我在厂里担任宣传科长，她来拍摄长山号浮船坞工程竣工新闻。这次美好的“邂逅”，得益于省电视台当副台长的一位老战友精心安排。专题片分三次拍摄：船舶进坞、修理、出航，且间隔时间比较长，在这三次采访拍摄中，我和玉媛从相识到相知，彼此都留下难忘的美好印象。没过多久，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本姓陈，改名丁芒沿用至今，已改不回来，但我与前妻生的一儿一女都还姓陈。玉媛姓樊，她与前夫王生一所生三个女儿都姓王。我一家四姓，新家不但是我生活的良港，也是我一生文学事业的丰产地、书法事业的开创地。
我已垂垂老矣，生活不能自理，玉媛也不再年轻，但她能够为我牺牲自己的一切，既是我的家政服务员，又是我的生活秘书、工作搭档，心甘情愿地默默为我做了许多幕后工作。她为我筹划出了文集、传记，为我的作品能够传世殚精竭虑，吃尽了苦头。
【采访手记】
虽然少小离家，70多年在外面闯荡，但是丁芒老人一见到家乡来的记者，立马用纯正的南通话和我交流。丁古角、寺街、城隍庙、天宁寺、通中红楼、老楸树……老人家牵挂家乡的一草一木和一砖一瓦。尤其是就学过的江苏省南通中学，落难时工作过的南通市磷肥厂，他都如数家珍，和我聊起我们共同熟悉的季修甫、程灼如等“老南通”，蔡圣元、徐明珠、戴芸等磷肥厂老同事。一说起“城南旧事”，他就滔滔不绝……
南通是丁芒的衣胞之地，他的基础教育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幼时在这里读古诗，15岁就在家乡写下已载入中国诗歌史册的《石桥暮归》：南石桥高挹落霞，苍茫寺角晚烟斜。暮钟撞碎清波月，邀得清风到我家。他的旧体诗代表作《军中吟草》，也是他上世纪70年代初复员到南通磷肥厂工作期间创作而成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生的起起伏伏，折磨了丁芒的身心，却未磨掉他的坚韧意志，也未能消磨掉他对诗的永恒情结。而生活也以别样的方式补偿着丁芒，最大的“补偿”莫过于他和樊玉媛的牵手。
关于诗人丁芒和新闻人樊玉媛的爱情故事，我多次听江苏电视台老台长苏子龙和南通电台老台长王嘉祥等前辈讲过，南通市档案馆副馆长许建华、研究馆员朱江还给我看过他们夫妇俩捐给档案馆的“两地书”。那是他们分居两地时的情书。那段时间，丁芒几乎每天一信，樊玉媛也是每信必复，他们谈文学，谈生活，谈家庭，谈友谊。厚厚一摞的“两地书”所涉及的内容之广、件数之多、程度之密集、保存之完好，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丁芒80大寿的时候，他把“两地书”和其他18类5000多件珍贵资料，郑重交给家乡的档案馆永久保存，“让游子的灵魂安放在故乡”。
出生于如皋郭元的樊玉媛秀外慧中，为人正派，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干净利落。她比丁老小12岁，两人同属牛。在她的悉心照料下，丁芒开始了他一生文学事业的第三个高潮，默默耕耘在诗的田野里，成为中国当代诗林文苑中一棵枝干入云、绿荫满地的常青树。84岁的樊玉媛老人，至今仍时常像小迷妹一样凝望着已经96岁的不老男神丁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