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明 薛卫菊
赵一德（1918—1998），原名焦应元，扬州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6月入党，在上海沪东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因身份暴露，1939年12月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黄桥战役后，1941年1月，被派往苏中开辟海启根据地。为方便工作，改名赵一德，任海启县委社会部部长、东南行署公安局局长兼东南行动队政委。他领导的东南行动队，神出鬼没，杀敌除奸，威震江海大地。
组建东南行动队
1943年春，日伪对我苏中根据地实施恶毒的“清乡”运动，在派重兵大举向根据地进攻的同时，派遣大批汉奸特工潜入根据地实施破坏,反“清乡”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为夺取反“清乡”斗争胜利，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在南通十总店召开地委扩大会，要求彻底铲除这群“清乡”特工，巩固根据地建设。
为此，四分区建立起专职锄奸的短枪队，各县也组建了短枪队。1943年二三月间，海启县委从东南警卫团抽调9名军事、政治素养好的干部，组成精干的行动队。不久，又从东南警卫团调来20多名排连营骨干，加上公安局小分队和上海地下党派来的人员，短枪队扩大到50多人，全部配备短枪，每人配5发子弹。由沈志刚担任队长，董若凡担任指导员。
1943年6月底，苏中区党委为支持东南地区反“清乡”斗争，又从二、三、四分区抽调了三个排和原来的一个排合并成立东南行动队（又称保卫队，群众称“短枪队”），由东南警卫团参谋长黄辉任大队长，东南行署公安局局长赵一德任政委，分4个分队，120余人。
在练兵动员会上，赵一德向队员们强调东南行动队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原地斗争，袭扰破坏、暗杀绑架、敌后侦察、窃取情报、心战宣传、特种警卫，以及反颠覆、反特工、反偷袭、反劫持、切断通讯、引蛇出洞打伏击等。深入敌人据点，配合民兵保护乡民，展开据点游击活动，杀敌锄奸，粉碎敌人“清乡”阴谋。
赌场锄奸
1943年4月初，日伪的“清乡”开始了。在同一时间里，据点内的日伪倾巢而出，十几路兵马，向我根据地发起了“围剿”。
我东南党政机关和部队机智地避过敌军事行动的锋芒。日伪经过反复几次梳篦式的军事“清乡”后，委派了一批办事处主任、乡长等。其中有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秉承其主子的意旨，来往于据点和乡村之间，企图组建基层伪政权，与我展开面上的争夺。
针对日伪的阴谋，苏中四分区及时颁布了《紧急治罪条例》。东南行动队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积极配合各区开展了群众性的锄奸行动。在启西区的三丫支镇，镇压了接受日伪任命仅半天的七乡办事处主任孙祖贤，打响锄奸斗争第一枪。
群众性的锄奸活动震慑了日伪，迫使许多伪乡长、主任龟缩在据点中。随着敌情的变化，东南行动队的斗争锋芒开始指向敌据点内部。
海东区的曹家镇，是敌“清乡”后新设的据点。日军在公盛花行里屯下兵，对门的立丰木行里挂起“四乡联合办事处”的招牌，当地流氓、土匪出身的徐宝明当起了“清乡”主任。
徐宝明为人十分刁顽，他倚仗日军保护，身藏据点，眼窥农村，无恶不作。群众十分痛恨，要求行动队锄掉这个汉奸。赵一德派了龚允初、李进初两名队员去海东，配合当地民兵执行任务。
一连几天，行动队员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正在焦急之时，情报传来，徐宝明要做寿，宴请宾朋。大家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派小朱混进去做内线。
小朱是个没有公开身份的党员。他曾在曹家镇上做过几年的职工，与徐宝明认识。利用这个条件，小朱接受了任务。他备了几样礼物，混进立丰木行做客。入夜，祝寿的客人酒醉饭饱，大多告辞了，留下赌棍正在熬通宵。
大家玩的是“搭子和”。小朱趁轮做“闲家”外出方便的机会，将侧门虚掩并咳嗽两声，向队员发出信号。行动队员乘机跟进赌屋，徐宝明刚好摸了一把好牌，面对行动队员的手枪徐不知所措，吓得往桌下钻。行动队员手疾眼快，抓住他的衣领，一把匕首割断他的喉咙，随后原路撤出。
挖地道擒敌
日伪特工队长施英，30多次窜入根据地，向日本人出卖并凶残杀害我新四军干部群众20多人。群众强烈要求除掉这只日伪鹰犬。东南行动队曾三次跟踪欲消灭他，终因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未能成功。怎么办？这一个祸害不除掉，就意味着更多的新四军队伍里的同志和老百姓继续惨遭毒害！赵一德政委召集短枪队商量对策，他对大家说：“干工作总是有困难的，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去攻克难关，只要除掉他，采取什么办法都行！我们要的是结果，行动必须取得成功。”他请队员们到群众中去探询新的思路。一个老百姓出了个“挖地道擒敌”的点子……赵一德和队员们经过缜密策划决定采用。
1943年4月14日夜里10时许，他们潜入到镇东北的板桥附近，来到一家磨坊前，这儿距施家后院只有十来米的距离，不易惊动前屋睡觉的人。3名短枪队员带着铲子和十字镐，从磨坊找到入口，开始快速挖运泥土。干到下半夜，能容一人进入的地道终于打通，进入施家住宅后院。借着月光，可清楚看到后院的一切。他们依次跳出地洞，经过后屋，直奔主卧，房内传出酣睡声。三人交换眼色后，一名队员掀开被子，另一名负责照明，短枪队员张文俊举起斧头，使出全身力气，将斧头垂直砍向他的脖子，鲜血立刻喷溅出来，罪恶多端的施汉奸在睡梦中见了阎王。确定施英死亡后，用被子覆盖后从容离开。第4次行动终于为民除了大害！第二天，镇上的老百姓惊喜地奔走相告汉奸神奇被除。短枪队员们听着百姓们的描述，舒心地吐了一口气同时，不得不佩服政委赵一德的引领艺术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中秋夺枪
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发出“从敌人手中夺取一打弯夹子(12挺九六式轻机枪)”的号召。东南行署立即响应，争取从鬼子手中夺取半打日军九六式轻机枪。根据情报，在崇海镇上驻扎着一个日本小队，有一挺九六式机枪，东南行动队决心把它夺回来。
1944年8月中秋节晚上，5名行动队员，扮着车夫推着两辆独轮车向崇海镇方向走去。车上挂满了鸡、鸭、蹄髈、月饼等中秋物品，由伪保长带路，往崇海镇据点走去。此时，赵一德带领一部分短枪队员埋伏在据点附近，见机行事。
鬼子哨兵看到车上的礼物，又有熟人带路，挥挥手“统统地进去”。于是，5名行动队员，推着独轮车进了警备队大门。里面飘来一阵扑鼻的酒香肉味。操练场上，正摆开了两桌酒席，一群人正又吃又喝。日军儿玉队长认识伪保长，招手把他喊过去。我行动队员把小车推进一旁。
行动队员黄士奇，趁人不注意溜进了日军营房。根据情报，他很快找到一挺崭新的九六式机枪，心中一喜，拿着机枪正要转向走，碰巧两个日军走进屋里。黄士奇立即按下机枪，可是，机枪像生了根一样，动都不动。原来，黄士奇还是第一次见到九六式机枪，不会用，机枪的保险正保着。他急忙拔出短枪，向鬼子打去。在外的其他行动队员听到枪声也拔出短枪向鬼子打去。
酒席上的日伪军遭到行动队突然袭击，顿时乱成一团。由于酒席时没有带枪，一个个日军吓得躲到桌子底下。
守大门的鬼子哨兵，听了动静连忙迎面扑过来，行动队员周阴森举枪“砰、砰”两枪，鬼子哨兵应声倒地，大门通路被打开。行动队员乘此间隙，迅速往大门外奔去，刚跑了五百多米，后面枪声大作，鬼子、伪警察成群地追来了。眼看已经肩胛负伤的黄士奇要被敌人追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担任后卫的朱尚清突然喊了一声：“你们赶快跑，我掩护！”他纵身跳到路边芦苇地，将敌人火力吸引过去。他用自己的生命，掩护同志们撤退，身中数弹，光荣牺牲。
此时，赵一德等埋伏在崇海镇据点南面的警戒队伍，听到枪声，估计行动队员遇到麻烦，便带领大家从南面向崇海镇据点发起佯攻。正在追击的鬼子，猛地听见背后枪响，怕端掉老窝，只得放弃追击，迅速返回据点。
建立情报网
赵一德认为，锄奸工作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现谁是“奸细”。因此，他选择一批政治坚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特工站，加强情报活动、开展起反特锄奸的斗争。在东南行署公安局建立起情报网，在伪公署、敌据点里，均潜伏、安插我们的内线人员。
陈留春从抗大学习回来，一心要到主力部队，经过洪泽书记做工作，同意留在后方做地下工作。很快赵一德安排陈留春，利用他亲戚和伪县长汤同书发小的关系，顺利地打入日伪县城所在地汇龙镇特务机关。不久，赵一德又派陈一心打入启东清乡公署做文案，派秦洪洲打入伪四区区公所做职员，派沈青萍打入伪三区区公所，派黄勇打入伪警察局等。
这些在内线工作的同志，为赵一德的行动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给锄奸工作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当时短枪队锄奸的对象多半是伪区长、伪乡长、伪清乡主任、伪警察，日伪散兵游勇也不放过。因为这些地头蛇是对我根据地军民最大的威胁。每当得到某个地方的汉奸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消息，赵一德就及时布置行动队去那里锄奸惩恶。几年下来，行动队偷袭过的日伪据点有几十个。
1943年至1944年，赵一德指挥的东南行动队取得辉煌战果：共打死敌特工46人，镇压特务奸细70人，惩处敌探、汉奸等首恶分子85人，2300多汪伪人员向我军自首，受到政府宽大处理。
这支由赵一德直接指挥的行动队，在当年海启一带赫赫有名。由于当时赵一德留着一脸胡子，所以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赵大胡子”，而敌、伪、特、汉奸一听到“赵大胡子”就胆战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