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满波斯湾》《沧桑梦》《天道酬正》等长篇小说而名世的小说家王履辉，走过了五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作为事业有成的建筑工程师的王履辉，早年怀着科学报国之梦读了理工科，事实证明，性格特别精细、沉稳的他，很适合自己的专业。然而，他出身于教育家庭，幼时耳濡目染于诗书典藏之中，对文学也情有独钟，这为他奋战于工程和文学两条战线奠定了基础。

　　有论者将王履辉的长篇系列称为“工程小说”，这与他在作品中叙写的主要内容多与“工程”有关。但更能体现他“讲故事”特长的，是对于“外在”故事颇具匠心的结构处理。林林总总的故事，总能在对生活原态的精细刻画与纵横交错的结构处理中，以小见大，“看似平常实奇崛”，在“故事”中透视诸般世像与人生。堪称所处“时代”的回响。

　　王履辉的小说文本，属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情满波斯湾》的“曼谷相遇”“抵达异国” “博浪向前”……为提炼主旨的“四字格”；《沧桑梦》的“干兴莫重回大生镇”“夏之怀受命新征程” “刘之吉荣归大学门”……是以人代事的“八字格”；《天道酬正》则更为成熟，变成双人双事对举的“十六字格”，如“师冰情沐浴为洗躁，恨浪子荒唐无处告”“江北是灯红酒绿醉，江南却孤寂心欲碎”……不仅古色古香，而且趣味顿开，萌生曲径探幽的欲望。

　　王履辉的小说人物命名，有说“意识形态化”——即人物命名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某些暗示。比如《天道酬正》中的马冲浪、郝巴毛、仲天降、马列行、劳天助等，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大都是如此。其实，这种戏谑化的处理，在很多大家名作里都有如此表现。这并非王履辉的简单化、影射化，或曰意识形态化，而是对笔下并不完善完美的社会人生的一种调侃式的解读。这是一种“异托邦”式的书写。同时，这还是一种舒缓式的“着力”，恰是小说文本的章法之一，给予阅读者一种超越式的阅读指向。这些都传承着中国传统小说的“讲史”“说书”的艺术传统；而且其叙讲故事之“力”是徐缓的、渐进的。是涓涓细流而最终奔向大海的。

　　王履辉的小说选材，都紧贴着时代脉搏。《情满波斯湾》，在国家开放刚起步的特殊背景下，以国外、国内同步改革为主线，叙写了没有赶得上国内那场改革洗礼，保持着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的中华儿女，走向国际面临着两种社会制度的撞击，与不同企业管理体制的摩擦。中国唯有改革开放才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小说《沧桑梦》“既艺术地回答了‘新中国60年评价’的问题，又探索了新中国60年间喜剧、悲剧、丑剧的成因，并在情节、场面里自然流露了他的思想倾向”。而《天道酬正》，描绘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盘众生相。不但有与时俱进共创辉煌的赞歌，还通过一只波斯猫独特的眼睛看世界，演绎着诸多荒诞人生的真故事，使得小说在宦海、商海中沉浮，在人生的悲喜剧中扬善惩恶，反腐主题贯穿始终。

　　由此可见，王履辉的“时代”情结，往往能够将有思想深度的意识之经，与能够展现时代风貌的行动之纬，恰当恰切地结合起来。如果说“大时代”是微言大义，是小说反映的接受效果，而“小时代”则是现实场景，是小说描绘的具体生活。只有将潜在的目标与追求，转化为现场乃至细节的描写，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文学之梦。进入小说创作高峰体验中的王履辉，能在构思行文的“起、承、转、合”中，合理而适度发力，将头绪纷繁的故事与人物，在随其自然的行进中，或收或放，全凭描写对象的自然流程。尽管其小说中人物杂陈，多线索并进，却毫不显纷乱，且行文流畅，行笔从容。甚至在情节陡转，人物命运发生剧变时，也不觉石破天惊，一切都好似在讲故事者的掌控之中。《情满波斯湾》《沧桑梦》与《天道酬正》，就这样全方位地描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嬗变的大洗牌、大动荡的过程。

　　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小说家，不论“工程学”，抑或“文学”，其实最终都指向探究事物的事实和本相的“科学”。但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王履辉的长处在于能够游走于严谨的理性思维与浪漫的感性思维之间。特别是后者。在他的创作心理的至深处，其实已不着边痕地将其对“工程技术”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转化为对“社会／人生”的浪漫想象和对“正义／邪恶”的激情冲动；这种可贵的想象和冲动，不是显在的，而是潜在的。是深潜、依附、缠绕于笔下的各类形象、各式性格（人物）之中的。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他用赤子般目光所倾注的仍是与国计民生相呼应的“时代”——历史，是当下回溯的历史；时代，是用历史眼光解析的时代。

　　他在《天道酬正》中，演绎老子的道家哲学。老庄体系中的 “天之道”与“人之道”永远是相逆相悖的。“人之道”只有向“天之道”的最大限度地无限逼近，才能导致现实向理想的无限逼近。如精深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这一很浅显的话题，其实还在侵扰着我们致力于从“高原”攀登“高峰”的文学家们。文学，当然包括王履辉擅长的长篇小说，是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发言，通过文学家非凡的想象力，所打造的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