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康

　　最后再说一说此序写于哪一年。

　　徐述夔《竹楼诗钞序》并无写作日期，一直以来，这就是一个谜。

　　我们还是先来看王国栋《秋吟阁诗》的刻印时间。乾隆三十一年，汪之珩在刻《东皋诗存》的时候，同时准备刻印《秋吟阁诗》，然而，工未半而璞庄（汪之珩之号）殁，《秋吟阁诗》的刻印也就由此搁浅。王国栋在《哭璞庄四首》中云“世事差池讵可料，愁吟一卷计开雕。人亡我免灾梨枣，例合君当续濩韶”，且于句下自注“时谋梓拙集，板已具而君殁”，说的正是此事。后来，《秋吟阁诗》在管涛和徐述夔之子徐念斋的资助之下，方才刻成。王国栋的自序写于乾隆三十二年，故史学界一般认为《竹楼诗钞》刻于斯年。至于《竹楼诗钞》书后江春的那篇跋文，我认为是乾隆三十九年王国栋馆于康山草堂时补刻的。

　　徐述夔卒于乾隆二十八年，此序肯定写于此前，但写于何时呢？

　　我们且看徐述夔在序文中是如何说的：

　　（王国栋）比年奔走于凤城、雉水之间，应酬过多，或失浅易。去年下帷授徒，自为刊定，易者汰之，雄深苍浑，依然一《梦华山房》集矣。冬月过余，悉相出示，命余为序。余谢以“凡为弁言者，大都显名之士，若余浅陋，恐减君价。”竹楼曰：“唯君知我，不可无言。”夫知竹楼信无有如余者。

　　文中“去年下帷授徒”是关键点，如果得知下帷授徒的年份，那么，写序的时间就将迎刃而解。那就来看王国栋的生平行踪吧，早年就如徐述夔所说的，奔波于泰州、如皋白蒲之间，一直漂泊不定。乾隆十一年（1746），王国栋曾经来到丰利，但访汪之珩未遇，直到五年后的乾隆十六年才得以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王国栋心花怒放，欣然写下了《汪璞庄文园两首》。乾隆十九年，六十三岁的王国栋正式坐馆于文园，从此成为文园最重要的诗友。这一年，他帮助汪之珩参订了《文园六子诗》与《甲戌春吟》。王国栋在文园坐馆——这是不是徐述夔所说的“下帷授徒”呢？

　　观《汪氏支谱》，其时，汪氏“之”字辈已经成人，“为”字辈还没有出世，可以说当时汪家并无徒可授。我们细观王国栋一生，虽然是“羁縻一馆作生涯”，但他这一辈子只为幕客，不做塾师，徐述夔所说的“下帷授徒”，应该就是指坐馆。

　　自从王国栋坐馆文园之后，他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年，他在老家兴化卜筑了“秋吟阁”。此年，汪之珩出资为王国栋父亲王仲儒印刷了《西斋集》。也就在这一年，王国栋也有了刊刻诗集的想法，这在他的诗里有所透露。他在此年的《乙亥除夕》诗中写道：“为我谢汪伦，虚声未可盗”，句下自注“璞庄将为余梓拙稿”。

　　乾隆二十一年春天，黄慎第二次来寓文园，分别之际，王国栋作《送瘿瓢大兄》五古四首。“已知生离悲，预防死别苦。君也五年长，兄弟异尔汝。不用香火盟，友恭流肺腑。义合如天亲，临岐泪如雨。”此次握手言别对两位老人而言，不异于生离死别。就在这时，汪之珩答应为黄慎和王国栋刻诗，又让两位老人开心起来。“诗篇托剞劂，笑谢东道主。”句下注“璞庄许为刻诗”。在诗的最后，王国栋说：“斯言倘克践，双鹤寥天舞。”如果汪之珩能够兑现这个诺言，我们两个白发老头肯定会疯得飞起来。

　　王国栋从乾隆十九年坐馆于文园，到乾隆二十年开始整理自己的诗集、准备刊印，这与徐述夔序中“去年下帷授徒，自为刊定，易者汰之，雄深苍浑，依然一《梦华山房》集矣”的记载极为吻合。徐述夔说“冬月过余，悉相出示，命余为序。”这个冬月，应该就是乾隆二十年的冬月。

　　所以，徐述夔的这篇序文写于乾隆二十年冬，时年五十三岁。

　　这里顺带说一下徐述夔《一柱楼诗》的刻印时间。

　　在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阿桂等三十七位朝廷大员给乾隆皇帝的奏折里记载：“该犯故后，伊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将一柱楼及和陶各诗，并《学庸讲义》四种刊刻。”王国栋也在《题亡友徐蘧堂遗照》的第四首中写道：“我长君十年， 君逝我当继。天故留老伧， 为校诗文字。校字岂无人， 令嗣承先志。开雕已命工，千秋身后事。”说的是他为徐述夔遗著校对一事。因为徐述夔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王国栋为他遗照题诗，大家都习惯性地认为此诗就写于这一年。“开雕已命工”——后来谈及《一柱楼诗》的时候，几乎都是说它刻于乾隆二十八年。

　　王国栋《竹楼诗钞》里有《立春》诗，一共四首，其中第三首后注“时有客求代作迎銮曲”。天子将南巡，对照王国栋生平，此时能够对应的只有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时间为乾隆三十年，说明王国栋这首诗作于此年立春。接下来的第四首：“可惜南州彦，长辞东海滨。卷中珠有耀，地下草无春。后世相知少，先生结契真。遗言命讐校，把读最伤神。”诗下自注：“时为徐蘧堂鉴定遗稿授梓。”此时，王国栋还在为徐述夔遗著校对文字。这说明徐述夔的一些著作在乾隆三十年立春之时，还没有刻印，最起码是没有刻印完毕。

　　每个谜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故事，当我们打开它们时，才发现历史并没有远去，而是站在那里悄悄地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