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明 薛卫菊

刘瑞龙

今年是红十四军建军90周年。90年前，刘瑞龙在通东创建和领导红十四军。刘瑞龙（1910-1988年），南通市陆洪闸人。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任南通县委委员兼南通城区区委书记。1928年冬，受党组织派遣，到南通东五区（指余中区、三益区、余东区、余西区、三余区，又称东乡、通东地区）开辟工作，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到东乡开展建党活动

1927年下半年，旅沪的学生党员俞海清、唐楚云、仇恒忠、汤慰宗等人，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回到通东老家开展建党活动。他们以农村小学为阵地，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和发展党员。这些党员以学校为活动点，白天教书，晚上进行党的活动。1928年春，他们在河北小学附近建立了通东第一个党支部。随后，通东地区党组织又陆续得到发展。

为加强对东五区的领导，1928年冬，党组织决定派刘瑞龙（化名李也萍）到东五区开展工作。途中他在海门上三和横板桥小学作短暂停留，校长张冠今是海门县委委员，他向刘瑞龙介绍了海门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刘瑞龙到达通东后，把东五区作为活动中心，着手在贫雇农、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中间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先后在何家园（余东）、仇家园（四甲）、俞家园（王浩）等地做工作，发展党组织。1929年春，南通县东乡五个区都建立了区委，并成立了以三益区为中心的东五区中心区委。从此，通东地区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

发动农民开展年关斗争

1928年农历年关，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向农民追租逼债，催粮勒捐，农民饥寒交迫，痛苦万分。于是，县委提出组织农民进行年关斗争的任务。腊月中旬，刘瑞龙和县委在俞家沟（今海门正余镇境内）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向农民提出不完租、不交粮、不还债、不交捐的行动纲领，受到与会群众的一致拥护。针对农民不交租的顾虑，刘瑞龙召集农民积极分子商量，采取软约软拖的斗争办法抗租。地主扬言“不交租还债，就派兵抓人”，迫使农民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反抗。于是，参加农民协会的人越来越多。农民们说：“等死不如闯祸，干吧！”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武装小组根据群众要求，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镇压了恶霸地主俞兆歧、俞兆魁，将没收的粮食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1929年2月9日（农历除夕夜），武装小组又镇压了专替地主通风报信的狗腿子马士良父子，第二天又打死了为虎作伥的地主狗腿子陆大，打击了地主的嚣张气焰。农民留下了原来准备交租的粮食，高兴地说：“第一次过了一个没有地主追租逼债的快活年。”

1929年2月6日，刘瑞龙在仇家园（现海门区四甲镇货隆村）主持召开5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庄严宣布：南通东乡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唐楚云为主席，俞海清、俞金秀为副主席。

年关斗争胜利后，刘瑞龙在县委领导下，又发动农民进行春荒斗争和秋收斗争，处决恶霸地主，分掉地主的粮食，迫使大地主交出枪支。通过斗争农民看清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只有拿起武器，才能打掉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

成立通东工农红军

通东地区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这时，地主纷纷购买枪支弹药，准备反扑，并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镇压。武装斗争势所难免，有鉴于此，1929年3月，县委决定在三益、余中、余东、余西4个区成立武装游击小队，分别由仇建中、唐楚云、陈宗恒、俞金秀同志负责，打起红军旗号，收缴地主枪支，在开展游击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

1929年11月，刘瑞龙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当月，他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他和李超时向省委汇报了通海如泰地区的工作和游击运动情况。中央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周恩来、省委书记李维汉等听取了汇报。经李维汉提议、中央批准，会后着手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随着形势发展，根据省委指示，1930年2月6日，南通县委在东乡草蓬镇张海澄宅，召开群众大会，县委书记刘瑞龙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任命仇建忠为大队长，仇恒忠为政治委员。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中队长俞秀元，二中队中队长何兰阶，三中队中队长俞镜清。在成立大会上，有6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1930年4月3日，红十四军在如皋西乡成立，红十四军军部将通海全区的红军游击武装作了统一编制，江苏第一大队编为第一支队，刘廷杰任支队长，俞金秀任政委，陈雪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吴子力，二大队大队长陈宗恒。同年4月19日，县委书记刘瑞龙亲自率领红军游击队一部攻打余东镇警察局获胜，缴获枪支13支，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1930年5月，红十四军第一支队编为二师，师长秦超，政委兼参谋长黄火青，陈雪生仍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营，一营营长时茂江，二营营长陈宗恒，三营营长高德胜。5月18日，红十四军二师及地方赤卫队1000余人，袭击余东镇，打开典铺，发动群众分领物品，扩大了通东红军的影响。

攻克四杨坝、四甲坝

四杨坝、四甲坝是敌人在通东搞军事“清剿”的两个据点，驻有县警察队300多人。以四甲坝区队长凌霄和县警察队三中队队长徐冠雄为首，经常下乡“清剿”，捕杀革命干部。红军游击队和县委刘瑞龙等领导决定拔掉这两颗钉子。

1930年3月21日夜，红军在摸清四杨坝、四甲坝两个敌据点情况并获得两处的统一口令后从丁家园出发，副大队长汤敬宗率领的一中队，经三桥渡直取四杨坝。仇建忠、俞金秀、唐楚云、俞海清、时茂江分别率领部队埋伏在四甲坝河北四甲庙，等待四杨坝的行动消息。半夜时分，汤敬宗率领的一中队由盐警带路并回答哨兵的口令后，不费一枪一弹首先解决了四杨坝20多个盐警，缴枪20多支，县警队三中队长徐冠雄只身逃往南通城。进攻四甲坝西首警察第三中队的红军，绕过西边大路上的栅栏门，从沈家宅东南角进入镇上，两个机警的红军战士身着盐警制服，由一个盐警带路，当接近敌人岗哨时，盐警回答了口令。正巧他们原来认识，岗哨放松了警惕，一个红军战士疾步上前，用盒枪指着岗哨的胸膛，吓得他连忙举起双手。岗哨被解决后，埋伏在外面的红军便一齐扑向敌人营房，盐警一个个从被窝里爬出来，乖乖地当了俘虏。与此同时，仇建忠、时茂江率领的部队，从四甲坝东高桥分头冲进了警察局、区公所，抓获了所有敌人。此次战斗共缴获长短枪100多支，手提机枪4挺，打死了恶贯满盈的区公所公安助理凌霄，活捉县参议员、区财政助理员陈卜纬，救出被关押在区公所的我红军分队长冯海海和群众20多人。天明日出，红军在广场上召开上千人的群众大会，严厉惩办陈卜纬。

攻打地主老巢汤家苴

汤家苴位于今海门正余镇境内，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200米，是“白龙党”老巢，四汀宅沟，建有炮台，易守难攻。红军游击队曾先后两次攻打，都未攻下。

1930年5月19日，在通海特委巡视员刘瑞龙主持下，红十四军二师和地方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分南北两路同时进攻，另派一部分部队在大高桥、货隆镇和赵家沟担任警戒，攻打汤家苴。5月20日清晨，各路赤卫队和群众近万人，和红军会合，浩浩荡荡向汤家苴进军。

刘瑞龙率领万余群众、赤卫队和300多红军埋伏在汤家苴北首的岸头镇；支队长刘一宁和仇建忠大队长率领的400多红军和上千群众绕到汤家苴南边；秦超师长带领100多红军战士在汤家苴西十里的大高桥驻守，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攻打炮台的红军战士，在夜幕的掩护下，埋伏在离炮台200米远的南边和西南边的河沿上。据点敌人把北炮台里的驻军调到了南炮台，集中火力向红军射击，伏在河坡上的战士等待着进攻命令。

“打！”刘瑞龙一声令下，随着清脆的军号声，河沿上的红军战士勇猛地向敌人炮台冲去。这时北边的赤卫队和群众敲锣打鼓，呐喊助威。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他们用铁榔头打开了北炮台铁门，二层的炮台被群众用钉耙等工具平毁，炮台和几十间地主住屋被火油、柴草点火烧着了，屋内的红契、债单被付之一炬，粮食、衣物被源源不断外运。

此时攻打南炮台的战士发起了冲锋，冲到离敌人30米的大坟墩边，集中所有火力向炮台猛射。敌人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敌头目汤虎臣、汤成五被仇建忠率领的红军击毙。

正当刘瑞龙下令总攻时，突然接到通讯员报告，守在大高桥的阻击部队和三余镇的500余名增援敌人接上了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秦超师长在指挥作战时腹部受重伤，敌人正向北逼来。

刘瑞龙立即命令撤退，一边鸣锣喊杀，一边命令20多个民兵一齐吹起“进军号”。敌人不明真相，吓得缩了回去。

这一仗打死敌人20余人，没收粮食数10担，物件上千件，烧毁敌人住屋100多间，炮台2座。虽然没有获得全胜，但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鼓舞了群众斗志，扩大了斗争区域，使通东五区打成了一片，尤其攻打汤家苴是南通地区农民武装由游击战争上升至地方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1930年6月，刘瑞龙任通海特委书记，离开通东到如泰边境。不久，通东红十四军因执行不切实际的“立三”左倾路线，加上遭遇反动派的层层“围剿”而失败，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刘瑞龙作战勇敢，处事果断；他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他深入农村，是百姓的主心骨；他遇险时，百姓总舍命相助。他率领通东红十四军进行武装斗争的事迹在通东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