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康

转眼就是过年。过了正月十五，那才算过完大年。一到正月十六，丁大坤立马着手他的计划。他想起了一个熟人，殷大魁，如皋西场（今属海安）大地主仲之琮家澡堂内的一名工人。如果先将徐述夔的首级放到仲之琮的田里，然后托名有人要将人头撂在仲家田内，再让殷大魁去送信说合，那仲之琮一害怕，肯定会出钱了结，到时白花花的银子就到手了。心动不如行动，丁大坤从来就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当天晚上，丁大坤即至梁垛空棺内取了人头，仍放篮内，用蒲包封好。十七日黎明，潜至仲之琮田间，将头笼安放。又恐怕那仲之琮不知道这就是徐述夔的人头，不晓得畏惧，便从路边捡了几根灯架废木，掏出随身所带的记账笔砚，在灯架废木的四面都写上“徐庚也回家”这五个字，然后同木笼放于一处。一切很完美，丁大坤收摊回家。

徐述夔别号赓雅，一字耕野，丁大坤书“徐庚也”，说明他对徐述夔有一定的了解，毕竟清廷做了那么大阵势、那么多天的免费宣传。但写成了“庚也”，说明丁大坤还不够严谨细致。

丁大坤选择仲之琮是有原因的，第一，仲家很有钱。仲之琮的父亲仲以贞精通农、灶二业，富甲一乡。到了仲之琮时，更是声名远著，他美须髯，能诗，时写墨菊一两幅。其家有古树园，是东皋地区有名的词赋之地，仲之琮极喜交游，如郑板桥、李复堂、罗两峰以及皋邑文人逸士，画师名流，无不款留投赠。古树园结社联吟，可谓终日诗酒唱酬，集一时风雅之胜。第二，仲之琮很大方，舍得花钱。他一生慷慨尚义，对公益极为热心，嘉庆《如皋县志》这样记载他：“好善乐施，置文庙祭器助书院，膏火输赀恐后。”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仲之琮曾经因为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吃过亏。初有山阴文人胡西垞，落拓于江湖，仲之琮独礼之，留寓其宅，待以上宾。乾隆十三年（1748），仲之琮在胡西垞的怂恿下，以八十两银子从泰州邓孝威处购回《国朝天下名士诗观》的印版，胡西垞助其修补校订，计三集四十卷，并请来工匠将残者补之，修复完好后，印行于世。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因文字而祸殃，仲之琮惊吓之下，将印版尽交至如皋县衙，再解通州、扬州府直至江苏省府，诗集内应禁之人的作品奉旨抽毁，原书仍准行世。然仲之琮惧祸，竟未将印版领回，全部印版久贮于南京夫子庙中，不幸尽悉烧毁。仲氏门庭遭此变故，一蹶不振。由此丁大坤判定，仲之琮绝对患有很严重的“徐述夔恐惧后遗症”。

正月十七日那天黄昏，丁大坤赴仲之琮澡堂内洗澡，开始放风，说他听说有人欲将徐述夔人头撂在仲家田内，准备贻害仲家等语。并找到殷大魁，让其转告仲之琮，只要仲家愿意出钱，他可以出面代为了事。殷大魁不敢耽误，立即向仲之琮说知。谁知仲之琮觉得这话太过荒唐，竟然置之不理。第二天一大早，仲家有一佃户叫吴忝瑞，在田内发现有人头、木笼等物，连忙报之东家。仲之琮这才慌了神，思前想后，觉得丁大坤行径最是可疑，遂到如皋县衙指名禀控。

十几年前，兴化诗人王国栋在游览古树园之后，曾作《古树行》一诗，其中有句“抱霜饱雪岁几改”“几经霹雳烧槎枒”。假如仲之琮此时再读，肯定会徒生几分唏嘘。

唏嘘的还有那位丁大坤，执行力很强的他立即潜逃，如皋县随后发出通缉令。这时，东台县令王耀先也接到保正姜昌林的禀报，得知徐述夔首级被失，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乾坤虽大，小小的丁大坤又能跑到哪里去。没多久，丁大坤即被捕获到案。他这人倒也爽快，一切审供不讳。案情一点也不复杂，既无同伙，又没有另犯不法之事，事情到这里就简单了，接下来就该判决了。

然而判决却让县官老爷犯了难，因为在《大清律例》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后来通过查比，发现有一案件特别相似，曾经有一盗贼偷取所挂犯人首级丢弃水中，后依《清律·刑律·杂犯》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而判处。“申明亭”是明清两代官方所建用以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的亭子，那所挂犯人首级与申明亭极为相似，也具申明教化的功能，可见大清官员并非一味僵化，倒也是灵活有度。只是此案乃朝廷重要逆犯徐述夔的首级，非寻常枭示尸头可比。那该如何判决呢？

经过反复斟酌，县里拿不定主张，向省里请示。江苏巡抚闵鹗元为一代名宦，以文学起家，名扬海内，精于治狱，所到之处，以清理积案见称，但他也拿不定主张，向刑部请示。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十一日，部里批复下来，完全同意闵鹗元的判决结果：

丁大坤胆敢窃取，图诈良民，实属不法，照例拟流，不足蔽辜。丁大坤请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与披甲人为奴。保正姜昌林将悬示首级失于看守，致被匪窃，殊属疏玩，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满日，折责革役。

丁大坤这一通折腾，终于领取了去东北著名流放地宁古塔的免费旅游劵一张，并且获得为低级满族兵家奴的超级待遇。这是最重的三等流刑，离砍脑袋只差一步。其实也别高兴得太早，宁古塔常年冰封，是个非常恶劣的苦寒之地，一般流放者到那里很少能够活下来，真不知道丁大坤后来的运气如何。

大概是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十几年后，经江苏按察使熊枚审定，沈沾霖在编辑《江苏成案》时，将此案收入其中，并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仲夏刻行，其编纂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方便各级地方衙门查阅和执行法律法规。他们在完成此项政治任务时，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真实而又荒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