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竹君的四女一子中，唯一的儿子夏大明和南通交集最多。昨天，得知家乡以一部原创话剧《锦江传奇·董竹君》纪念母亲诞辰120周年，95岁高龄的夏老打开记忆之门，口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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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在南通读大学。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南通学习和工作的两三年。”
【口述实录】
听说南通最近为我母亲专门创作了一台话剧，报纸和广播电视台还组织了许多纪念文章，我非常高兴。我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不能去南通观剧，只能代表董竹君子孙和海内外全体亲属，请南通的朋友代办了一只花篮，衷心感谢家乡父老对我母亲和全家的厚爱。
我母亲董竹君生于1900年，她的生日是农历庚子年正月初五，标准的世纪同龄人。她1997年12月6日安然去世，享年97岁，几乎完整走过20世纪。她一生经历了清朝晚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最后是解放战争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其中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来又经十年“文革”，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她诞辰12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家乡文艺工作者推出一台原创话剧，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坊间都知道我母亲是海门东灶港人，那是我外公的老家。母亲出生在上海洋泾浜一个破旧平房里。外公本来姓东，后来改姓董，名同庆，拉黄包车为生。外婆姓李，是个洗衣妇，苏州吴县人。
我父母和4位姐姐都没有在南通生活过。家里只有我在南通这片土地上学习和工作过，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929年，因父母不和，母亲带我的四个姐姐由蓉返沪。我当时才两三岁，已过继给三叔夏畴五为子，所以未能随母同行，没想到母子这一别就是15年。
我在四川蜀华中学读高二的时候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新一军，跟随孙立人将军远征缅甸，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来，因为部队要开拔赴东北战场打内战，母亲心急如焚，通过父亲至交、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找到孙立人军长把我弄到上海，在大同中学继续学业。不久，我考取了因为战乱迁到上海的南通学院农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南通学院农科继续念书，后来又负责学院团的工作。1951年调到共青团南通市委，在那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951年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6月9日，在全家的支持下，母亲把锦江两个店捐献给国家。这一年我还入了党。1952年秋，国家提倡专业人员归队，我奉调到农业部工作短暂时间后，调到北京农机学院（1995年并入中国农业大学）任教，在学校先后教过中共党史和农机专业课，直到1983年离休。
【采访手记】
近半个月来，95岁的中国农业大学离休干部夏大明显得比较忙碌。北京夏家客厅的座机铃声响个不停，对方的区号显示几乎都是“0513”，谈论的话题也只有一个：话剧《锦江传奇·董竹君》。
夏大明老人在南通有不少熟人，他们并非是他母亲董竹君海门老家的亲戚，而是夏老70年前在南通的几位老同事。其中联系最多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南通团市委的老同事陈士荣、成寿民、成楷民等。时光荏苒，如今他们都是90岁上下的老人了。为了方便夏老和话剧《董竹君》剧组联系，成楷民又把自己的老朋友、84岁的话剧名宿叶庆霖介绍给了夏老。
8月21日晚，话剧《锦江传奇·董竹君》在更俗剧院试演。演出结束后，受夏大明委托，叶庆霖定做了两只花篮送上舞台，一只代表董竹君子女及海内外所有亲友，另一只是成楷民和叶庆霖两对夫妇敬献的。第二天，夏老一定要汇款支付花篮费用，南通的老朋友坚决不允，双方便在电话里拉锯了半天。
成楷民是南通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他和夏大明在团市委工作时结下深厚的友谊。据他介绍，夏大明离开南通到北京工作后，一直牵挂南通。因为夏的4位姐姐都在美国，有不少海外关系，改革开放之初，他还应邀担任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招商顾问，为南通改革开放出过不少力。
和母亲董竹君一样，夏大明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时随父在川生活时他是都督之子，青年时代回到母亲身边又成了上海滩锦江两店的少东家。他到缅甸前线打过仗，又在南通做过团干部，更多的时候是在京城教书育人。回想自己生活过的城市，他觉得在南通的时光是最美好的。因为在南通，他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变迁，迎接过新时代的第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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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深深影响了我们姐弟5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她都不断教育我们要爱国，要独立。”
【口述实录】
母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正是童年和青年时的一些遭遇，在她心灵中播下一颗种子：她恨世间贫富不公平，并把为苦难深重的大众谋幸福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母亲曾多次要求入党，但组织上要她留在党外，这样工作更方便。作为“党的同路人”，她独资创办《上海妇女》半月刊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和女权思想；她资助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支持青年学生组织及其爱国活动；她资助和培养进步青年，为抗日战争募集资金……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姐弟5人也都追求进步。我在抗日战争危急阶段投笔从戎，在缅甸战场上浴血奋战。1947年在上海大同中学读书时，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影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先后两次被校方开除。在南通学院农科读书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通院团契”，走上革命的道路。1951年，我在南通团市委工作时光荣加入党组织。
我们家另外一位党员是三姐夏国瑛。1941年6月，还是沪江大学学生的三姐就北上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从上海乘船到母亲家乡海门青龙港上岸，由交通站沿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北上送往新四军军部。她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朝鲜战场上拍摄战地纪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我的另外三个姐姐当年也都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大姐夏国琼是中国第一代钢琴家，“九·一八事变”后，她和母亲一起参加抗日游行大示威，在游行中几乎丧命。她和同时代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迫切地想要救国于水火。二姐夏国琇也是钢琴家，四姐夏国璋做过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后来她们虽然侨居美国，但都心系祖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新中国做出贡献。
我们姐弟5人虽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成绩，但是我们都历经坎坷。母亲从来不让我们沾“锦江”的光，教导我们要自强不息，教导我们如何不屈不挠，努力取得人生逆袭。
【采访手记】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锦江饭店已随着大上海的飞速发展，淹没在一片摩天钢筋丛林中，但董竹君和她的传奇故事却历久弥新。
董竹君的故事可以从多个维度解读。其中有一个维度是“红色企业家”。她曾在其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写到，多年来，“锦江”始终是围绕着两个红：一是“营业红”，二是“革命红”。她不断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革命红”，也深深影响了她的5位子女。
夏大明在南通团市委工作时是军体部部长。同时期担任团市委统战部部长的成楷民告诉我，大明为人非常平和朴实，从不考虑级别和待遇，一心想着革命事业。虽然他家庭条件较好，但他从来没有优越感，和大家一起吃粗茶淡饭，总是没日没夜地想着工作。他在北京工作时，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11位同事全部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但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他晚年身患多种重疴，始终乐观地对待生活。这种抗击苦难的能力和毅力，都得益于他的母亲。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这是董竹君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她是一位个性独立、具有批判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突破和创新的人，她多姿多彩的一生就是不断求变求新、不断超越和自我超越的一生。她更多用“身教”的方式影响了子女，让他们无形中具备了极强的处世能力。
“锦江饭店的名字，取意成都的锦江。我父亲曾创办过锦江公学，这或许是母亲对与父亲在成都那段日子的怀念。”
【口述实录】
母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而她的人生传奇，是从1914年认识父亲以后拉开帷幕的。
1913年，父亲第一位夫人晏氏病逝。次年，父亲在上海结识了母亲，彼此一见倾心，很快结为夫妻，并一起流亡到日本。在外人看来，英雄美人是绝配，可在1929年，我父母开始了长达5年的分居，直到1934年两人宣布离婚。
在辛亥革命那个年代，我父亲是进步的。可他骨子里有很多封建的东西，随着时代发展，他的有些观念落后了，但我母亲依旧在进步。两人的离婚，不是外界说的感情不好，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为了挽救濒危的婚姻，我父亲曾给母亲写过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记得在1948年，我父亲当时已与隆昌的唐则吾结婚9年了，但想到当时上海情况凶险，他写信喊我和母亲回四川，说房间都已经替我们安排好了……两人离婚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不同：我母亲一辈子追求社会公正，认为女人应当独立，要有才干；而我父亲封建思想很严重，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他要求我母亲在家里带孩子，不要在外面抛头露面。
作为他们唯一的儿子，我一直觉得，虽然父母已经分开，但是他们彼此还在牵挂着对方。就以我母亲一生的代表作锦江饭店取名为例，无论是叫锦江川菜馆，还是分设的锦江茶室，追根溯源，都和我父亲早年创办的锦江公学一脉相承，我想母亲也是在纪念她自己在四川的一段岁月。
【采访手记】
夏大明老人在口述时多次提到，父亲夏之时不是坏人，而是“封建”。是观念的激烈冲突，最终导致父母的分手。
对于董竹君来说，1929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她30岁，嫁给夏之时已15年，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由一名少女变成了少妇，并成为5个孩子的母亲。而立之年，在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她决定放弃夏家的荣华富贵，带着4个女儿返沪。从这一年离开成都出走，在后来68年的岁月里，尽管身边不乏追求者，但这位传奇女子没有再次走进婚姻的殿堂。
董竹君和夏之时的结合，曾经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成长不同步”。董竹君积极要求进步，但夏之时后来固步自封，没了进步之心，骨子里的傲慢、封建、自负慢慢占了上风。特别1919年被解除军权后，他变得十分颓废，脾气暴躁，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守旧的乡绅。这些董竹君还能忍受。让她毅然决然像娜拉一样出走的，是两个人“三观”上的背道而驰。比如，在对待子女教育上，夏之时认为女孩子迟早要嫁人，不必接受好的教育。而董竹君则坚决反对这种观念，她觉得新时代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
一个世纪过去了。董、夏两人的爱恨情仇，坊间一直有不少演绎。如今，他们97岁的小女儿夏国璋和95岁的儿子夏大明还健在，从他们的叙说中，父母离婚后双方还彼此惦念，董竹君一直把结婚照放在卧室的床头，每天夜里，她都要独自面对这个曾经赐给她幸福和苦难的男人。带着这些甜蜜而沉重的回忆，她后来孤独地走过了大半生。直到弥留之际，董竹君还让小女儿夏国璋在她入葬时放乐曲《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这是她和夏之时一起在日本听过的曲子。也许在她的潜意识中，自己始终是属于夏之时的一朵玫瑰，美丽而又带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