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年纪，总爱忆苦思甜。我那80岁的老母亲更不例外。每次与家人闲聊，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初，她从南通制药厂下放后嫁在农村，那挣工分的岁月时，我总是充满了好奇，这或许就是代沟，毕竟每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管理体制以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最基层的生产单位。每天清晨，我的父母与其他社员一样，踩着生产队长急促的哨声，到社场集中，领了任务下地干活。劳动评价以工分为标准：男性壮劳力“足工”10分、女性壮劳力“足工”8分。60岁以上的老人相应减少分值，也就6分、5分；未成年人3分、2分。这样的分值是评出来的，相对公平。每月有合计，年终有累计，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工分的重要。当年，我父亲年轻，从不偷懒耍滑，舍得卖力气，累活脏活抢着干，每天都是“足工”，记10分。连年获评先进，领个奖状，10多年下来，墙上花花绿绿一大片。母亲从小在城里长大，18岁那年应招进南通制药厂，成了一名制药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遭遇下放。因城里粮食紧张，食不果腹，到她嫁在江南农村的姑妈家寄住。不承想被我爷爷奶奶看中，觉得与我父亲是天生的一对。母亲的姑妈禁不住我爷爷、奶奶的央求，带我父亲到南通上门提亲，成就了一桩异地姻缘。待制药厂通知母亲复工时，她正生了我姐姐坐月子，没法回城上班，从此在农村扎下根，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头两年，母亲因干农活不太熟练，算不了“足工”，出勤一天记7分。

即便是父母全年无休，姐姐和我多少也能挣点工分，到年底“分红”，相对于劳力多的家庭，我家几乎年年“透支”，全部工分都抵扣不了口粮钱，不足部分先欠着。印象中最好的年景，我家分了20多元人民币。只见父亲躲在房门后，粘上口水，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挣工分的年代，贫穷成了生活的底色。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母亲落实了下放工人政策，每年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相伴着土地承包到户、乡镇企业兴起、经济快速发展，我姐姐进城当了工人，我考入了大学，弟弟做了裁缝，一家人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现如今，生产队家家住楼房，户户有汽车，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小康生活，我家自然也不例外。这一切，用辛苦了大半生、月月领养老金的父母的话说：“这样的好日子，以前连做梦都梦不到。”

有位哲人说，风可以吹走一片叶子，但吹不走一只蝴蝶。记忆也一样，有些事、有些情，永在心灵深处。当年，正是母亲每年从南通制药厂领取的下放工人生活补贴，使得我们全家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岁月，尤其使我能够顺利读完大学。多少年过去了，回忆那下放后成为农民以及每年领取下放工人生活补贴的往事，母亲一直感动、感慨并感恩着…… 丁东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有奖征文。来稿请同时发送至以下两个邮箱：1733623883@qq.com（报社邮箱）；wgx@jhoa.net（精华制药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