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成为战胜疫情的希望。在此背景下，全球的新冠疫苗研发竞争日益白热化。目前，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呈现“加速跑”态势——截至9月底，中国已有11个新冠肺炎疫苗开展临床试验，其中一部分疫苗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中国已经正式加入COVAX全球疫苗机制，即“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疫苗竞赛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20世纪中叶，脊髓灰质炎、风疹、狂犬病肆虐美国，科学家、医药巨头和美国政府都卷入激烈的疫苗竞争之中，这其中既有坚持、理想与英雄主义，也掺杂着权术、欺瞒和伦理争议。

疫苗问世难在哪里？问题疫苗曾让人们付出了怎样惨痛的代价？医学实验规范和疫苗安全监管又是如何在伦理风暴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今日回看历史，能带来别有价值的启示。

一封信引发的疫苗故事

2012年，还在《自然》担任记者的梅雷迪丝·瓦德曼，在《科学》杂志上读到了一封来自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的信。信中说，来自海瑞塔·拉克斯女士的海拉细胞系并非独一无二，另一来自流产胎儿的细胞系已经用于疫苗生产，拯救了数以亿计的生命。不仅如此，海弗利克还卷入了一场和美国政府的官司中，以争夺这个细胞系（WI—38）的所有权。官司引发了一场关于人体组织所有权的争议，迄今仍未解决。

拯救生命的疫苗、来自流产胎儿的细胞、知识产权之争……这些关键词触动了瓦德曼敏感的职业神经。很快，她就赶赴加利福尼亚州，对海弗利克进行了采访。此后九个月，她走访相关地点、采访了其他当事人、搜集了详实的一手资料，完成了《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一书，使这个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由WI—38细胞系引发的疫苗故事逐渐露出水面。

1962年6月，一位怀孕十六七周的瑞典妇女做了一场堕胎手术。手术后，约20厘米长的女胎被包裹在无菌的绿布里，送到了斯德哥尔摩西北部的国家细菌学实验室。在那里，工作人员解剖出女胎的肺，将其放在冰上，经由飞越大西洋的航班，寄送到了位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里的威斯塔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

接收这个肺叶的是年轻的海弗利克，他那时负责为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提供实验室培养的细胞。海弗利克一直坚信，与经常携带潜藏病毒的动物细胞相比，正常人的细胞在用来制备抗病毒疫苗方面更洁净、更安全。现在，培养这种细胞的机会来了。在海弗利克的实验室里，从流产女胎肺叶里提取的细胞开始分裂，他为其取好了名字：WI—38。

1964、1965年，一场风疹疫病席卷美国，成千上万儿童受到伤害。在政府机构的支持下，科学家竞相研发风疹疫苗。历经种种艰难，海弗利克的同事斯坦利·普洛特金使用WI—38细胞系成功研制出了更安全有效的风疹疫苗。

在疫苗研发和生产的过程中，研究机构以及默克、葛兰素史克、惠氏、辉瑞等医药巨头展开了对利益的角逐，这其中既有促进公众健康的贡献，也有造成医疗惨剧的疏忽和黑幕。而海弗利克本人也因WI—38细胞系与美国政府产生了激烈的争端，争论的焦点最初是用它们来制备疫苗是否安全，后来变成了它们属于谁。

后来，海弗利克带着所有的WI—38细胞远走斯坦福大学，他的离开惹恼了他的上司、威斯塔研究所所长科普罗夫斯基。后者有自己的计划，他想用这些细胞赚钱。事实上，利用WI—38细胞系研制的多种疫苗已经为该研究所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益。

疫苗背后的光辉与阴暗

威斯塔研究所建于1892年，是国际知名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尤其在疫苗研发和传染病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疫苗竞赛》一书的推荐序作者、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吴稚伟，曾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那时他的住处就与威斯塔研究所相隔不远。他每日上下班都会经过该研究所，也与那里的研究人员有着不少学术合作，心中充满了对威斯塔丰富的学术历史和成就的崇敬。

可即便这样，吴稚伟仍认为，该书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没有将这些科学家塑造成道德完人，它既展现了科学家的学术贡献、社会责任感，也写出了科学家人性的弱点、贪婪。“比如科普罗夫斯基，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是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先驱，作为所长，他对研究人员的管理既严格又能给予充分的自由空间，但在利用WI—38细胞系研发的疫苗获利上，他又表现出了贪婪的一面。”

除了这些因研发疫苗而留名青史的科学家外，瓦德曼的目光还落在了那些在这场竞赛里无法发声、没有姓名的人，包括那位做了堕胎手术的瑞典妇女，在没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她的胎儿被用来制备WI—38细胞，还有那些临终的患者，为了验证WI—38细胞不会致癌，科学家将这些细胞注射到他们的手臂上。书中写到的一些医学实验，今天读来令人震惊而愤怒：给年轻、健康的囚犯注射含有肝炎病毒的血清，给早产的非洲裔美国婴儿接种实验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给智力障碍儿童接种未经检验的风疹疫苗……

“早期的疫苗研究与二战时期的迫切需要紧密相关，一些疫苗，比如乙肝疫苗，急需用来拯救前线士兵的生命，时间和环境的紧迫性使当时的美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只要得到好的结果，过程可以不择手段。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早期很多危险的、不确定的人体实验，都是利用社会的弱势群体进行的。这种情况直到1966年才有所改变。”吴稚伟说。1966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文章，揭露了许多实验给弱势群体造成伤害的事实，这才促使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新的保护措施。

“要不假思索地谴责这些科学家很容易，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确实令人震惊、无法原谅。但是，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什么那样做会更加有益，或许更能预防未来再次发生类似的行为。”瓦德曼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

“‘疫苗竞赛’这四个字背后蕴含了极其复杂的因素。‘疫苗竞赛’至少涉及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研发疫苗的行为与病毒流行病的传播之间的竞赛，二是不同研究团体之间的竞争。”吴稚伟说，“当年同时进行研发的风疹疫苗有4种，它们的整体构建方式都不相同，没人知道哪个更好，为了争取有限的资源，大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如今，新冠疫苗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当年的风疹疫苗早已不是一个量级。

“疫苗研发竞争的白热化是必然的。”吴稚伟说，“一种疫苗如果能在人体临床试验上显示出作用，它很快就可以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资本的注入，还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临床资源。但对于疫苗来说，仅仅是研发上的成功还不够，如何把疫苗真正送到使用者的手中，实际上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虽然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对疫苗问题复杂性的展现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帮助我们更全面、客观地去看待疫苗，看待疫苗背后涉及的科学、政治、经济、伦理等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