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明
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70多年前茅珵在家乡通海（南通东部与海门西部）拉起抗日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通海人民亲切地称之为“茅三旅”。这支队伍为保通海保南通，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威震通崇海启，血洒江海大地，成为苏中新四军抗击日寇的一支劲旅。他们为抗击日寇,为保卫南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茅珵一九四九年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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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饷被捕入狱
茅珵（1909—1966），通海三星人，1927年冬赴广东参加北伐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底，奉命回海门老家，很快与中共江苏省委和海门县委接上关系，那时，正是红十四军的初创阶段，茅珵与红十四军的领导何昆以及张爱萍曾多次接触。1929年2月23日，茅珵主动提出要搞一次经济工作，即武装筹集活动经费，以解决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经党组织同意，他率领一部分党员到三星镇大地主杨佩荣家搞经济工作。杨佩荣有一支受国民党指挥的地方武装，他在地方上拥兵自重，荼毒百姓，积极反共，是党的歼灭对象。当时由于红十四军活动频繁，本地大土豪、大地主都早有戒备，增强了自卫力量。行动那天，由于机密外泄，加上动手过早，被杨佩荣部反包围，茅珵为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主动与另外3位同志留下断后，不幸落入敌手。当时，茅珵的父亲茅致磐千方百计买通关系，暗地通知茅珵只承认抢劫钱财，同共产党没有关系。因此，茅珵以“土匪罪”被高等法院判刑10年。
被俘后，茅珵被关押在苏州监狱，期间，他与狱中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了震撼大江南北的“苏州监狱大暴动”。事后，国民党以“聚众闹监，参加暴动”的罪名将茅珵等30余人移送镇江军法处严加审讯，将茅珵加刑5年。后在党组织营救下，于1935年底保外就医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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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通海从事抗日
茅珵出狱以后，来到上海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由于当时白色恐怖，共产党组织内部实行单线联系，加上党组织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要经过实际考察，所以在短时间内无法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找不到组织，茅珵回到老家通海三星桃源镇。他目睹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弃甲逃跑溃不成军的景象，极为气愤。于是他决心武装抗日，动员联络爱国青年，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一面进行抗日宣传，发展人马，一面想方设法搜集枪支弹药。开始只有五六人，两三支短枪。经茅珵四处奔波，多方联络，后来发展到二三十人，并收集到国民党军队散失下来的武器，组成了一支小游击队，主要是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打击对日妥协的投降派和为虎作伥的汉奸以及散兵游勇。这支队伍主要活动在南通城以东，海门镇以西，金沙以南地区，并以三星镇、姜灶镇、川港镇等通海地区为中心，积极从事抗日活动。
1938年春，茅珵通过“复社”和组织取得联系。组织上了解到茅珵是苏北一带最早开辟工作的老党员，省委决定派茅珵回苏北开辟工作。茅珵按照组织指示回海门，通过关系入“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简称“通指”）任政训处主任。
茅珵利用其合法身份，经常去指挥部创办的政训班讲课，向班上的学员宣讲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茅珵除在政训处所在地金沙办了政训班外，还在灵甸港办了一个政训班，吸收了不少爱国青年。茅珵在政训班上除向学员宣讲我党的抗日主张外，还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论持久战》等。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通挥”所属部队当政训员，其中相当规模一部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了我党我军的骨干。
茅珵以政训处主任身份，以金沙和通海为基地，频繁奔走于通海和启东之间，广泛接触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联络争取抗日武装，以扩大我党在抗日武装中的影响。1938年春夏之间，茅珵经铁窗难友沈鼎法介绍，认识了爱国青年瞿犊。
瞿犊是抗日义勇军负责人，主要在启东、崇明一带活动。该部在瞿犊领导下，思想进步，抗日坚决，作战勇敢，曾在启东石砣港重创日寇，名声大振。但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想消灭并吞瞿部，该部处境十分危急。经茅珵斡旋，将瞿部改部队番号为“通挥”独立大队，并联系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王进担任该部的政训员，以加强该部的领导。
由于茅珵的活动过分暴露，引起国民党注意，茅珵受到通缉。1938年8月，茅珵去皖南寻找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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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崇明拉起抗日队伍
1938年12月，茅珵从皖南回来后，根据新四军总部的指示成立“长江支队”，统一整合苏北抗日队伍，要求瞿犊率崇明半数部队渡江北上，和原独立大队会师。不幸1939年1月10日，瞿犊、王进在与孙信符谈判时，被国民党海门县常备支队队长张能忍诱杀于启东合兴镇。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原来的部署。为避免更大的损失，2月间，茅珵根据党的指示来到崇明，整顿瞿犊的部队，把崇明零星的抗日武装统一整合，成立“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茅珵任副总队长，负责部队的全面工作。
以茅珵为首的“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在抗战的初始阶段，或隐藏在芦苇荡里，或蛰伏于青纱帐中，以芦根和生玉米充饥，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击破了崇明岛内大部分敌人据点，尤其在小竖河战斗、堡镇码头袭击战中，毙日军数十人。1940年7月，日寇从江南调集大量兵力，对崇明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大清剿，妄图一举扑灭崇明人民的抗日烽火。在茅珵的率领和群众的配合下，部队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日寇的阴谋终于破产。
这支抗日武装在崇明岛内纵横驰骋，威震敌胆，茅珵的英名从此深入人心，人们皆称为“茅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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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江海大地
鉴于崇明回旋余地小，为迎接新四军东进，1940年9月，党指示“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撤出崇明，进入海启，总部设在通海，主要活动于三星、天补、川港、张芝山、姜灶一带的通海地区。他们大力开展民运工作，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于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群众对这支部队十分热爱，群众高兴地说“茅珵部队回来了”，并在多方面给予支持，青年踊跃参军，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部队发展到500余人，部队改称“通崇海启人民自卫总队”，茅珵任总队长。
1940年10月，经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领导陈毅、粟裕同志的批准，部队改编为 “崇启海常备旅”，茅珵任旅长。12月，常备旅改编为苏四区游击第三旅，辖两个团，茅珵任旅长，人称“茅三旅”。
1940年12月，国民党徐承德部乘新四军主力从掘港调防之际，纠集1万之众，袭击四分区驻地掘港。当时，茅珵率部驻防掘港。茅珵率“茅三旅”展开了英勇的“掘港保卫战”，他们苦战三昼夜，牢牢守卫阵地。得到消息的陶勇部队，回师增援，两部同时展开猛烈反攻，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被我部追击至东南沿海全部歼灭。
1941年3月，盘踞在通海地区三星镇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邱冠生部，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侵略军，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敌，到处烧杀抢掠，群众怨声载道，纷纷要求3旅回师通海，剿灭匪患。茅珵随即率3旅特务营、独立营和6团3营从掘港南下准备突袭邱冠生部，当部队长途急行军到达叠石桥冯家埭宿营时，不料被敌人发觉，反遭突袭，部队仓促应战，未能将邱部击溃。同年9月，陈同生、梅嘉生率领的“通海挺进支队”从石港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邱冠生旅部所在地观音山，邱部仓皇向东逃窜，我部乘胜追击，“茅三旅”配合作战，歼邱部于海门坝头镇（即现在的德胜镇）。邱冠生部有三个团3000余人，在通海地区猖狂一时，这次战斗，我方仅用了四五天时间就把该部消灭。战斗结束后，“茅三旅”进行了整编，缩编为一个团，编入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陶勇，副旅长茅珵。
1942年初，茅珵因身体原因离开部队调任通海行署主任并兼任崇明县党政领导。茅珵考虑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必须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他召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沈鼎法、沈仲彝等人组建起崇明警卫团，在通海行署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打击敌伪的斗争。这支武装穿插于崇启海地区，打了几个漂亮仗。1942年春夏之交，他们袭击了常乐镇伪军据点，俘获伪军40余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夏季，又攻击牛洪港伪军赵培德部，缴获长短枪20多支。继而由牛洪港登船，从崇明岛西北角登陆，消灭盘踞在崇明的伪军一个连。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该支武装到1943年初，已由40来人发展到300多人。茅珵领导的这支武装始终掌握着通海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主动权，深得通海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珵调任苏北五分区专员。接着，解放战争开始，我苏北主力北上，国民党势力再次占领南通地区，茅珵带着病躯，与五分区人民同甘共苦，坚持原地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部队急需军事人才，茅珵又被召回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随军进入南京。后历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主任兼教务长；交通部内河航运管理总局代局长；1953年参与筹建我国第一所海运学院——大连海运学院，任院长，代理党委书记。工作期间，茅珵撰写了以瞿犊、王进二烈士为题材的革命回忆录《扬子江头的英雄》和以苏州监狱斗争为背景的小说《监狱里的斗争》。文革前夕，他撰写反映崇明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孤岛英雄》，还没来得及完稿，就蒙冤入狱，1966年2月逝于狱中。《孤岛英雄》的手稿因被查抄，已散佚不全。1981年4月8日，中共大连市委为茅珵平反昭雪。
茅珵，通海人民的儿子，他的英名伴着“茅三旅”的精神，永远留在通海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