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青山口述 戴卫民整理

粟裕大将不仅在战斗中指挥出色，而且在统战工作中思路清晰，从实际情况出发，尽最大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军壮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时期，在苏中区“保三旅”胥金城率部起义事件中，粟裕亲自为起义设计了路线图，充分体现了其正确贯彻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一

“保三旅”原是国民党在南通地区的一支地方武装，其主要将领具有较强的军事素养。司令张星柄早年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曾参加五四运动，在洛阳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过训。“八一三”抗战后，趁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势，他在南通收留淞沪战场溃散的老兵、爱国青年与职员，招兵买马，渐渐将南通专署卫士连扩充为一支近万人的抗战队伍，最初为“江苏省常备三团”。副司令胥金城出身贫穷，只上过几年私塾。14岁到直系军阀中当兵，随军到过苏区，见到红军深受穷苦人拥护，淞沪抗战后退至南通，投奔张星柄，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副司令，实战经验丰富，多奇谋，尤爱钻研各种小炮，在保三旅中有“小诸葛”之称。1939年底该部整编为江苏省保安第三旅，1942年改为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部苏北第七纵队，下辖两个总队，司令张星柄率第一总队驻东台七、八、九区，总司令部驻杭家堡，副司令胥金城率第二总队驻东台一、五、六区，与联抗地区毗邻。联抗是1940年10月在曲塘建立的，黄桥战役之后，由李明扬提出，经陈毅报经上级批准，由二李、陈泰运（税警团）和新四军共同组成的名义上“中立”的部队，防区为兴（化）、东（台）、泰（州）之间的“缓冲区”。

保三旅司令张星柄长期跟新四军闹摩擦，反共限共思想顽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但其中有部分官兵在我党宣传感召下，如副司令胥金城等尚不失民族气节，打鬼子时十分勇敢，留有南通保卫战先例，反映了不愿意当亡国奴的积极一面。保三旅内部包括胥金城副司令在内的部分中下层官兵接受、同情我党我军联合抗日的主张，这就给新四军联抗做分化瓦解工作提供了机会。

对“保三旅”的统战工作，特别是争取副司令胥金城部起义的工作是以粟裕师长及苏中区党委谋划，通过“联抗”长期策划并实施的，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即张遗和郭深。这两个人同是胥金城的部下且互为赏识。张遗1938年3月-10月曾在胥金城手下任文书。郭深1938年4月任同在掘港的“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民运部宣传组长（组员杨健为张遗之妻），同年经民运部主任单仲次、高亮志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星柄强行吞并“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后，单仲次因身份暴露而离开，临行前指示：今后单线联系，转入地下。郭深奉命转入胥部任职。同年10月，张遗夫妇离开胥营去了三分区。1939年因单线联系的领导人单仲次不幸牺牲,郭深暂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郭深的老同学薛和仲（何从）作为联抗政治部张孤梅主任的联络员先后七次来与郭深联络，获取情报，并带去党刊、新四军报纸、小说《铁流》、《毁灭》等进步资料与胥金城等阅看。郭深获悉张遗已是我方靖江县长，并介绍在胥部的同学江潮作为骨干随何从去联抗政治部工作。

何从三番五次来与郭深联系，有情报人员向张星柄告密，张星柄派其所属二支队插在胥部与联抗之间鹿汪一线，并密派其副官金绍禄插在胥部河东防地内,以设税所为名，在联抗至周家垛之间必须经过之河路施家溪，密查何从来去路线。这年秋天，郭深手下发觉，何从已被捕，关在张插在河东西舍的机炮连。郭深立即与胥金城商量对策，胥金城紧急与张星柄交涉：“何从是郭深的朋友，不应逮捕，应立即释放”，马上要张星柄开条释放。何从得以返回了联抗，不便再到胥金城部。联抗黄逸峰对此事不甚了解，因张星柄插在胥河东防地内，逮捕关了何从，误为胥金城部所为。黄逸峰在统战活动中，在泰州李明扬处与张星柄相遇在一起，这时，张星柄耍了两面派手法，向黄逸峰讨好，把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全部推到了胥金城身上。黄逸峰没有调查核实，信以为真，实行了“联张打胥”的思路。这年冬天，敌伪扫荡，胥金城部转移向联抗靠拢。胥金城去函联抗与黄逸峰联系，黄逸峰却未作答复。一九四二年初，又发生了联抗进袭鹿汪胥部的误会。胥金城对张星柄深感恼火,对黄逸峰很觉遗憾。

一九四二年夏，张遗、杨健夫妇乔装打扮成商人，乘坐小船，由“联抗”侦察参谋化装成船夫，送张遗夫妇穿过张星柄部，来到胥金城部所在地周家垛。这时，胥金城正为反对张星柄的图谋，就是分批调胥金城部两个团去张星柄处训练，以达到张部换给胥，胥部换给张的控制下，胥金城去张处激烈争吵之时，而张星柄派其四弟(四胖子)驻在胥金城处监视的情况下，郭深即交代一支队长江朝栋(一九三八年张遗在胥部时，江朝栋为一连连长)负责监视四胖子的行动，布置可靠的人员,保障张遗、杨健及来船行船人的安全，对外就说张遗、杨健来看胥金城和郭深的，并顺便买些西药和布匹等，走时护送出哨。

为安全起见，郭深用自己的船停在河中，与张遗在船上密谈。张遗传达了中共苏中区党委粟裕师长的指示，交代的任务向郭深作了传达，要意是: (1)党中央给东南局的发展下达了十万人枪的指示。(2)根据发展的情形，与胥金城进一步酝酿，相机率部参加新四军，并转述栗师长对黄逸峰采取“联张打胥”的方针是错误的。苏中区已给黄逸峰批评，以解除误会，并要张遗察看当时联抗部队运动进袭胥金城部实际情况。(3)待到胥金城部起义时机成熟，估计行动时要有战斗，向西北即去兴化独立团与团长柴荣生同志联系，向东北去一二三仓一师师部粟师长处，向东南去联抗，联系人黄逸峰，以黄处为近，且何从、江潮在联抗，以后与黄逸峰联系时，见面暗语，以“某时张某经过你这里的事你知道否”为记。

“文革”中郭深被关进牛棚，为此张遗对此提供给审查专案组的材料中说，此次他来并非个人叙旧而是代表苏中党组织向郭深传达了党的任务，经考察，郭深的具体表现是: (1)保证张遗、杨健的安全。(2)提供张星柄部及胥部的内部矛盾与兵力部署，人、枪、工事、情报包括所谓“鹿汪战斗”南边部队（联抗）向北（胥部）进袭的运动情况和地形情况。(3)策动江朝栋等组织了小炮演习。(4)承当说服胥的任务。(5)约定了联络关系。(6)时机成熟时相机行动。

张星柄的四弟张四胖子发现张遗、杨健来周家垛，用电话向张星柄报告说:“张遗、杨健很可疑，是新四军来的。”并向来船的行船人盘问。胥金城得悉后，也电话询江朝栋，江将准备的话相告。胥金城说:“要待好他们。”为安全计，第三日由江朝栋派部队护送张遗、杨健出哨去联抗方向。之后，胥金城谈及此事时说:张星柄还对他说，你不要太信任你的部下（张遗一九三八年曾在胥营，而郭深此时在胥部的身份是付司令部参谋，胥金城称郭深为秘书）。

此后，张星柄疑忌胥金城益深，胥金城察觉后，就与郭深商谈跟共产党走，参加新四军的愿望愈加迫切。张星柄乃密谋投降汪伪为第三集团军，限制胥金城抗日。胥金城即为此进行斗争，双方已势同水火。张星柄终于露出反共的真面目，将郭深的同乡厉力（胥部的文书，掌控电台通信）调开,直到逼郭深去“谈话”，杀气已显。郭深即要厉力销毁身边的红色书刊并告知胥金城，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胥金城即向张星柄警告，并向四胖子扬言说：“胖子(即张星柄)如对郭秘书为难，我胥金城就打过去”，郭深才化险为夷。一九四三年三月，张星柄与敌伪勾结，包括富安、东台、时捻、泰州、兴化据点敌伪军，采取包围形势，意图一举歼灭胥金城部。先击胥金城部于河东，胥金城部大部分移至河西，敌伪又于河西围击，发生激烈战斗，胥金城立即率部突围。这时，郭深即引导胥金城率部向河东集结，并商定向东南方向突围，发动部队参加新四军的行动。郭深一人连夜先去寻找联抗，按张遗来时交代的暗语接头，见到了联抗司令黄逸峰、戴为然，商定了双方部队移动联络宿营等部署。当夜，郭深回至胥金城处已经第二天，胥金城当即行动，向部队全体人员宣布:“我到共产党新四军去了，愿意者跟上，不愿者听便。”此时，胥金城所辖两个团已经各损失三分之二。敌伪仍紧紧尾追，胥金城部与联抗并肩在墩头抗击，绕经三分区，后进入联抗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