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老照片

崇川往事

□倪怡中

张謇一生致力于实业、教育和南通的地方自治，并参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君主立宪、东南互保……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重要事情，留下许多文字资料，这些文献真实地记载了他的一生，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张謇逝世以后，他儿子张孝若1930年9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31年10月又在该书局出版了《张季子九录》。但这两部书都不包括“张謇日记”。直到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謇日记》（影印本），“张謇日记”才得以公之于世。

“张謇日记”手稿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謇20岁），终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謇去世），共28册。其中第十册(31岁至32岁,由光绪九年癸未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光绪十年甲申)，第十五册至二十八册（40岁至74岁，由光绪十八年壬辰六月一日至民国十五年丙寅六月二十日），这15册“张謇日记”手稿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辗转，保藏于南通，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謇日记》就是据此为底本。

“张謇日记”手稿后半部回到南通故里，1962年影印出版

新中国成立前夕，南通人王象五（大生公司董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南通市政协委员）在上海向张融武（张謇长孙）借“张謇日记”手稿15册（即现藏南通的15册）阅读。因大陆解放，张融武滞留香港，王象五无法归还，将手稿带到南通，交给时任南通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王敏之。王敏之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一个时期以张家亲戚身份做掩护借住在张家，因此对张謇的历史非常熟悉，他认为“张謇日记”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应好好保存，便将手稿交给市委征集史料办公室副主任穆烜保管。穆烜从事地方文史工作，深感保护文献的责任，“张謇日记”手稿是稀见文献，史料价值难以估量，但保管不易，最好的办法是出版出来化身千万，也能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使用。于是他征得王敏之同意，向市委写了申请报告，经市委批准，该手稿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穆烜亲自送手稿到南京，为将手稿安全送到出版社，他专门请木工量书定做了一个小木匣，装了搭攀锁，把手稿锁在木匣内，出门坐船乘车住招待所，到出版社制版，人和木匣形影不离，晚上睡觉也放在枕头边。《张謇日记》出版后，原手稿如何处理？经南通市委有关部门研究后，决定仍归还张謇后人保管。当时在南通的张謇孙女张柔武表示，只要给她几套书，自己看及送人，手稿还是给图书馆保管好。于是，这批张謇日记手稿15册入藏南通市图书馆。想不到张柔武的这一决定挽救了这批珍贵文献的命运。几年后，“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破“四旧”，张柔武家所有图书字画悉数被榻车拉走，一把火烧得片纸不留。直到许多年后，张柔武仍庆幸地说：“好的把书送给了图书馆，要不早就烧成灰了。”

沈燕谋谋划出版“张謇日记”手稿前半部，以期合成完璧

《张謇日记》的出版，在香港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就是沈燕谋。沈燕谋是沈敬夫（字燮均，张謇撰《南通县图志·沈燮均传》记：“謇为人言通纺业之兴归功于燮均，谓与共忧患屡濒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谋不贰者，燮均一人而已。”）长孙，是张謇赏识的青年才俊。张謇《致沈敬夫旧牍跋》云：“……燕谋为敬夫长孙。方余与敬夫计厂事时，髫龀之发，裁出案上耳。自游美习理化学归，余任以事，而敬夫前逝，不及见其成立矣，可胜嘅哉！”张謇感沈家恩德，出资供沈燕谋赴美留学，1916年他回国时26岁，张謇聘他在大生纱厂任职，兼纺织专门学校教授。张謇认为他中西文基础好，有办事能力，是可以继任事业的后起之秀。张謇曾对他儿子孝若说：“燕谋戆直的习性像他祖父，而他忠实的美德也像他祖父，我很希望他扶助你，也像我和他祖父。”（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赞誉、期许之情溢于言表。沈燕谋40年代寓居香港后，对大陆和南通，特别是张家的情况，自然十分关注。

1965年沈燕谋已年逾古稀，听到友人告诉，有人从大陆带来一部《张謇日记》，仍很激动，“喜甚，询以能否借阅？”当他知道《天文台》报有报道，立即嘱咐儿子到报摊寻购，买到两天的报纸，看到有署名“若韩”的连载文章片段，记有啬公（张謇）督教孝若，啬公筵席间谈及河工事，言天下无一劳永逸之事，只有永劳，或有一逸等文字。沈燕谋认为这些记载“皆为事实而为余所习闻者”“而其出处或出于日记之外，未可知也”，因此，亟待看到原书。他写信向同在香港的张融武询问，复信说，日记之前半部现在他处保存，大陆影印出版的是后半部，是他妹妹保管的，至于出版的具体情况他也不知。他又去函说，后半部已影印，何不将你保管的前半部也在香港出版，合成完璧，俾“治史者亦得从著者自叙明其一生治学经历，与其事业发展之源渊”。但“融武置不复，再三以是为问，始终未有以报，亦不解其何以久久沉默不着一语之故也”。（朱少璋主编《沈燕谋日记节钞及其他》）

张融武为何对沈燕谋三缄其口？其实沈燕谋应该知道，原因仍在他自己。张融武在《沈燕谋小传》中说：“我曾屡请之为先君写传，即胡适之先生也称之为真正合适的人，但他谦谦如也，始终未肯着笔，毕生唯以新亚书院为终身事业对象。”张融武再三请沈燕谋为他的父亲张孝若作传，连胡适都认为沈燕谋是为张孝若作传最合适的人。胡适致张融武信中说：“你提起我曾有志为令先父孝若写传，我颇有一个新的Inspiration。就是你贺年片上提到的燕谋兄，他才是真正合适的给孝若兄写一篇好传记的人！你千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燕谋好像比我大一岁，今年过七十了。我想全世界没有别一个人比他更适宜于写孝若的传记了。他写成时，我一定给他写长序——正如我当年给孝若的季直先生详传写长序一样。请你把这个意思转给燕谋兄。他不能脱卸这件任务。”（《胡适全集·日记·致张凝文》）胡适在信中称沈燕谋为老同学，他们曾都在中国公学读书，又同年赴美留学。胡为台湾“中研院”院长、学界泰斗，有他的力荐，还亲允作长序，张融武的欣喜自不待言，想不到胡写这封信后一个多月就辞世了。对胡的推荐，沈燕谋却有自己的考虑：“至孝若丈小传在其生前（张孝若死于1935年），早有适之为写身后文字之命，愚承命转达，几经浃恰，适之首肯。徒以外寇侵陵，适之出使，寇既纳降，继以内乱，稽延二十余年，适之未践宿诺，末命之至，乃以愚为世界上最适执笔之人，曾不知孝丈最为着意之府上家事，尽可出之于适之笔下，在愚则以两家关系之深，无能为役也。”（朱少璋主编《沈燕谋日记节钞及其他》）原来张孝若生前就请胡适写传，沈燕谋还为之说项，胡适虽应允却因国内外事变拖宕，乃至20多年后，张融武写信请胡适完成夙诺，胡却有了新灵感——力荐沈完成此项工程。沈燕谋并非无故推诿，张府大家人事纷繁，张沈两家联姻，三代关系，即使识得庐山面目，身在此山彼山，如何评说，也实为难事。但在张融武这一面，自然对沈燕谋不尽满意——胡适请你出来，面子不可谓不大；我数次相请，交情不可谓不深；你却一推再推，唯以新亚书院为事业，“始终未肯着笔”，你还关心我们张家的日记做甚么！

文人的心本相通，保护文献是天责；何况一为著者文孙，一受著者恩泽甚深。不过月逾，张融武信来，说《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本到了，约沈燕谋来家中看书。过了两天，张融武夫妇又亲自送张謇日记原稿上半部13册到沈燕谋儿子沈孟平家。沈燕谋终于看到了他一直想看到的“张謇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张謇日记》影印本，“书之广袤划一，自书面形式原文，所有文字不论逐日所记、备忘留字或诗文草稿，只字不遗，而覆以统一表面，题名曰《张謇日记》，用机械纸略似毛边者，稍失厚重，其册数亦仍旧，封面上端右角数字不改，首第七册（应为第十册），次第十五至二十八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胶版纸本一千部，宣纸本五十部”；手稿十四（应为13册）册，则“有纸大小不齐，日记字迹或极工致，或草率至不可辨，杂以诗词文稿之属，……就稿读之，殆非学有根底者不能胜清缮之任，……非有校勘工夫不能读也”。

沈燕谋原以为依原手稿影印即可，结果“试印四叶，皆不佳”，这让他感到“以此间今日印刷设备而论，恐难与大陆已成景印之书全似也”。既然香港不具备条件，他将目光投向了台湾，他打听那儿的出版人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