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怡中

台湾出版《柳西草堂日记》

沈燕谋在左舜生（曾和黄炎培、傅斯年等人作为国民政府参议员访问延安，后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9年定居香港，曾任教新亚书院）那儿知道了沈云龙这个人，后来看到沈云龙编辑的《近代学人丛刊》《边疆丛书》《袁世凯史料丛刊》等书，认为他是一位有心人，是做实事的出版人。经过友人介绍，沈燕谋了解到沈云龙是江苏东台人，但在当时的省立第七中学（南通中学）读过5年书，因此视南通为第二故乡。而沈燕谋本人则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南通中学办学经费困难时，私人出资承担办学并任校长。这些因缘让沈燕谋对沈云龙增添了一份亲近和信任，何况二人共有的对先贤手泽的珍惜，对前辈文化的敬畏，使他们志趣相投、精神契合。沈燕谋认定，让这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颇丰，辑印人物评传、史料丛刊、丛编达数百种的历史学家出版《张謇日记》不会错。

1967年8月3日，沈燕谋从香港起程赴台湾，其时，他已77周岁，他此次出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出版“张謇日记”手稿。到台后两天他就不顾旅途劳顿去拜访沈云龙，洽谈日记出版事宜。沈云龙回访时，沈燕谋取出随身带来的“张謇日记”前半部手稿和江苏出版的《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本，和他商量如何付梓出版，沈云龙表示，不日将和出版社编辑来面谈。隔了几日，沈云龙和台湾文海出版社李振华一起到沈燕谋处，商定出版影印的各项细节，沈燕谋将日记手稿1~5（完好）5册、6~9（有残缺）4册，11~14册（完好）4册，交付给沈云龙，请他查检编序后交给李振华。不过十日，沈云龙和李振华持日记手稿来，告诉沈燕谋，已核对整理完毕，可以拓影备印，约需两周时间。果然过了半月，李振华来说，手稿拓影已完成，原件已交还沈云龙，还带来毛边和白色的印书所用纸张，请沈燕谋选择。又过了半月，沈云龙、李振华将“张謇日记”前半部手稿完璧归赵，并带来印好的书样4页，沈云龙还拨冗写了介绍“张謇日记”的文章，记叙了这次编辑出版的经过，连载于《传记文学》，已发表了前半篇。10月23日，书印好送来。沈燕谋没有看错人，沈云龙是位实干的出版家。从沈燕谋赴台到“张謇日记”手稿成书不过两个多月，煌煌4大本，影印出版，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效率也不可谓不高！沈燕谋抑制不住兴奋，在日记中记：“沈云龙、李振华携印成后加线装之柳西日记四巨册来，欢喜无量。为此行一大收获。”（朱少璋主编《沈燕谋日记节钞及其他》）

1967年，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以《柳西草堂日记》书名出版了“张謇日记”的前半部分，并附有曹文麟（1879—1951，字勋阁，号君觉，通州四才子之一，深受张謇赏识）的《张季直先生传》和张詧（1851—1939，字叔俨，号退庵，张謇三兄，襄助张謇创办各项事业）的《癸未六月日记》。自此分藏大陆、香港两地的“张謇日记”手稿相继影印出版，合成完璧。1969年，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依照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张謇日记》影印本将“张謇日记”后半部14册及第10册补齐，以《柳西草堂日记》书名影印出版了全部28册的“张謇日记”。“张謇日记”在著者逝世40多年后终于出版，手稿也历经劫难保存下来，这是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论功劳，当首推穆烜、张柔武、沈燕谋。

《张謇日记》有了排印本

1980年代，南通张謇研究中心成立后，和南通市图书馆开始联合编辑《张謇全集》。曹从坡、杨桐任主编，管霞起、程灼如、向荣任副主编。全集以《张季子九录》为基础，增加、补充了南通市图书馆藏张謇未刊稿，未收入《张季子九录》的刊载于报刊的张謇函电、演说、呈文、启事、谈话等佚文遗著，以及张謇手牒、日记，张謇为所创企业撰写的《说略》《账略》等文献共200万余字。1994年10月，6卷7册《张謇全集》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第6卷为日记、年谱，这是张謇日记第一次以排印本的形式出版。但94年版《张謇全集》也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主编单位张謇研究中心和南通市图书馆一直注意搜集学者和读者的意见，持续开展补遗和校勘工作，以俟再版时修订。2003年4月在扬州举行的“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期间，有关专家学者提出重新编辑《张謇全集》的建议。南通市委、市政府认为新编《张謇全集》的时机已经具备，条件成熟，在当年9月启动新编全集的工程。新编《张謇全集》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由《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纂，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廷栖、陈炅、赵鹏、戴致君执行编辑，于2012年底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新编《张謇全集》为8册，605万字，其中第8册为张謇日记、年谱。新编《张謇全集》借鉴吸收了前人编纂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编纂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许多文稿均作了必要的考证，对以往的注释错误作了订正，从此“张謇日记”有了可供引用、阅读的准确的标点排印本。

蔡元培挽张謇联说：“以文学鸣光宣两朝，日记若在，用裨徵文考献，当不让常熟遗篇。”蔡元培推重张謇的诗文，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清末独树一帜，而他的日记考证文献的价值可以和翁同龢的著述媲美。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张謇日记》的重要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联想到现在又有多少珍贵文献或藏在图书馆的书库深处，或藏在私家秘橱里，难以利用，秘不示人，等于湮没无用。国家文化部门如何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公、私收藏的重要稀见文献出版发行，出版才是珍贵文献最好的保护和利用。图书馆要为书、为文献找读者，深化为读者、学者们的服务，而不是以“孤本”“善本”为炫。只有这样，才能嘉惠于广大读者和学者。“张謇日记”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