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华

如果说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启发我们要重新定义农民的话，那么，M·罗吉斯等人的《乡村社会变迁》一书则告诉我们怎样定义农民。

《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以美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为主要线索，审视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内在变迁与关联变迁，从职业、家庭、农民组织、教育、乡村产业发展等多个维度勾勒出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揭示了农民职业角色的新特征，为我们重新定义农民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认为，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权利、特权与义务系统。虽然有些农民还是乡巴佬的样子，但大多数农民与城里人的区别已经消失，唯一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生产产品不同，挣钱的方式不一样。

从该书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文明社会的“落伍者”，作为“现代化的初民”，农民有两大转型出口，即农民的“非农化”与“职业化”。无论是职业化为新型农民，还是非农化为新市民，都将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出现，主体性与现代性得到明显增强，并与其他职业具有同等的人生出彩机会。职业化、非农化、公民化就是农民转型发展的目标与途径。

与传统农民相比，职业农民是指那些自主选择、充分就业、获得社会平均收入、得到社会公平待遇的第一产业的从业者，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从来源来看，职业农民是自致角色。传统农民是一种先赋角色，具有强制性与不可选择性，土生土长、流动性差，生产相对封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传统社会，农民是由血缘、地缘、出生等先天因素确定的先赋角色，是一种无奈的制度安排，即所谓“农之子恒为农”。而职业农民具有自主性与选择性，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具有自主性与开放性，既可以是本地人，又可以是外地人；既可以是农村人，又可以是城镇人。农民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胎记，也不是难以变更的身份标签，而是需要经过后天努力才能获取的工作岗位。

从内涵来看，职业农民属单一角色。在传统社会，农民是一个混合概念，一个包含身份、职业、阶级的混合体，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与工业文明格格不入，在西方一些学者眼中属“现代化初民”与“历史弃子”。在古代中国，农是职业，民是身份，农民既是身份，又是职业，其社会地位次于“士”，而高于“工商”。在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是区分农民与非农的法定依据，凡为农业户口的均为农民，与是否种地、所从事职业无关。在现代社会，农民是一种职业，是与工程师、教师、工匠等并列的现代职业，并与其他职业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这种职业以种地收入为生活的主要来源。

从所处经济社会环境来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的从业者。传统农业的一大特征是物质与能量在农业内部周而复始地循环，对其从业者的素质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有力气拿锄头即可。传统农民主要是指那些忙于维持生计，身份有别于市民的从业人员。这些农民大多土生土长、流动性差、自给自足、小富即安。而职业农民则是充分融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将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从业者。现代农业是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基本特点是物质与能量的开放式循环，其从业者的经营素质、科技素质、劳动技能、管理经验、资金收入等方面必然具备相应的条件与门槛，且必须对消费者负责、对生态环境负责、对土地的可持续性负责，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经营方式来看，职业农民是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下的家庭经营。家庭经营是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为全把式农业，而后者则是专业化经营。全把式农业不需要合作，而专业化农业离不开合作。职业农民既与自然交换，又与市场交换，在生产经营中形成多种多样的联系，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必须拥有相应的组织资源。

综上所述，职业农民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作为独立存在的职业，享有与其他职业一样的内涵，即提供报酬、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待遇；二是以农业为本的职业内涵，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且能够获得社会平均收入；三是具有普遍的公民权，亦有相应的组织资源。因此，传统农民是“身份农民”，职业农民是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与市场竞争紧密联系的类似于“理性经济人”的农业从业者。可以说，在城乡融合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中，职业农民的发展决定着中国农业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

农民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特性，促进了农民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如果说，传统农民是“历史弃子”的话，那么，职业农民则是“时代宠儿”。

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我国农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已在现代化征途中走了一段路，非农化、兼业化、职业化趋势不断增强。据农业农村部固定观测点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6年，我国农户分化不断加快，纯农户的比例从11.18%下降到2.9%，非农户的比例由33.28%上升到64.04%。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共有农民工2亿多人，新型职业农民达1400万人。但囿于多种因素，我国农民仍滞留在现代化途中，尚未到达现代化的彼岸，存在非农化转移不彻底、职业化归属不强烈、组织化联系不紧密等诸多问题。因此，我们要立足“大国小农”的国情，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主题，既要有历史耐心，又要有时代紧迫感，坚持多要素联动，在“四化同步”中推进农民非农化与职业化，在城乡一体化中加速农民公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