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罕

我能追溯的我家祖辈是我的曾祖父，从父亲的口中得知他是一个乡下的私塾先生，颇识些字，教乡里一些孩童启蒙，所以我的祖父也粗通文墨。或许就是这些知识让我的祖父懂得革命理论并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的祖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加上年轻时打仗被硝烟尘土伤了肺，得了咳喘病，我们听到他的咳嗽远远超过他说话。祖父生于1920年，属猴。他1942年参加革命，最初是阜宁县游击队陈集区中队，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调入阜宁县大队，1946年任华东独立团特务连连长，在谭震林的领导下参加了七战七捷战役，打过张灵甫。对于硝烟弥漫的岁月，我们很难从他的口中听到哪怕是零星片段。小学的时候我也缠过他讲故事，他只是看着我笑笑，一句“没什么好说的”就把我打发开了。倒是祖母有时候会指着某一处的伤疤：这是当年打张灵甫留下的。张灵甫？电影《红日》里那个老蒋的王牌军，美式装备的张灵甫？原来当年张灵甫去山东孟良崮时经过阜宁，那天恰好是个大雾天，五步之外看不清人，侦察员报告说有小股敌人，祖父一声“打！”，几条步枪就跟美式装备干上了，自己挂彩了都不知道，被通讯员硬架着撤离了战场，一口气从陈集乡跑到了芦浦乡。在那场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背部留下两个深深的弹坑，我小时候经常用手指去捅去比划，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他是经过怎样的九死一生，问他从来也不说，我也只能通过他背部大大小小的坑里去想象：那是一场多么激烈多么残酷的战斗啊？对方都把炮架起来轰了，他还浑然不觉，坚持战斗。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从上海来的客人，原来是当年救祖父性命的通讯员，他参加了渡江战役后留在了上海，离休后特地回来看望老首长。两老人坐在院子里回忆过往，看起来一点也不激动，沉闷甚至是伤感。大人们干活，小孩子玩耍，没人关心他们谈论什么，所以也没人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如同无名的历史。

祖父是个性情淡泊、宠辱不惊的人。他的工作履历上参加革命的时间是关系到他行政定级的，我父亲有一次就问他到底是什么时间，祖父只说了一句：“组织上认定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因为伤病，祖父留在地方参加土改，在镇上的食品站工作一直到离休。作为一个食品站的站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从来没有为家里五六口人谋过一口吃的，甚至在祖母生我三叔的月子里，我父亲到处去借粮米给祖母熬粥，他也没给家里带过一粒米，祖母在世时有时候也会愤愤地说：“他连一块豆饼都没往家里带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他有两年的离休工资没有发放到位，祖父叫我母亲给他买了一只羊和一群鹅，每天早上默默地牵着羊赶着鹅来到某个河塘，然后坐在那看着那群鹅，蓝天白云下，一个佝偻的老人，一只羊一群鹅，不时的咳嗽声。我没听到他发过一句牢骚、一句对组织的怨言，更没有为自己不公的待遇去申诉过。后来机缘巧合，时任省长郑斯林慰问参加七战七捷后留在地方上的老兵，我父亲偷偷给秘书塞了一封信，才解决了祖父的待遇问题。祖父平时看书读报，从不跟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党性对家人的熏陶是无声的，祖母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农村里迷信之风盛行，她从不做行巫占卜之事，她就一句话：“我家老头子和四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我不做这个事。”到我们这一辈，大约就我先生受他老人家教诲最多，先生刚到我家的时候，祖父会跟他讨论从报纸和杂志看到的国家大事，只有这个时候，祖父会用拐杖撑起他佝偻的背，威严挺拔地坐着，像个战士。

作为孙女，我和他并不亲，甚至是疏远。我对于他最久远的记忆是他刚离休后，有一次他要去拿工资，我在邻居大妈的撺掇下泼皮耍赖一定要跟他去，因为那个大妈言之凿凿地告诉我：去了祖父肯定会买好吃的给我。大一点后才知道，祖父在大伙眼里是个小气抠门的人，他们都认为我去了也是白去，故意给他添个尾巴，增加个小麻烦而已。最终是祖父拗不过我，给我买了两毛钱的饼干，就这个待遇估计在我八个堂兄弟姐妹和十个表兄弟姐妹中没有别个的。就这样一个非常小气抠门的人，临终指定了五千块钱作为他的特殊党费。

祖父是2006年的冬天去世的。听我的姐姐讲，他临终昏迷的几天，会不时含混不清地说：“冲，冲，往前冲！”或许只有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隐藏内心最深处的战友、战斗才浮现出来。他留给我的，不仅是年少时在前后乡邻前的骄傲，小时候只要说我是王锦华的孙女，人家都会高看一眼。更重要的是他还教会我人生要经得起打磨、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就像那个我一生不忘的场景：一个佝偻的老人，一只羊，一群鹅，不时地咳嗽一声，云淡风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