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泓石

母亲的生命消逝在1975年6月，享年43岁。母亲的早逝带给她亲人的哀痛无以言表，但丧礼上，亲属的队列里只有父兄和我，以及父亲一系的亲戚们，却没有一个来自母亲娘家的亲人。

上海黄浦区现在与新天地毗邻的马当路西成里一带，早年属于法租界，这里曾经环境僻静，是许多革命党人和外国人从事秘密活动的地方。母亲16岁之前就生活在这里。外祖父来自浙江，从学徒开始白手起家开了一间小五金公司，虽是小本生意，但足以供养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1946年，14岁的母亲因参加上海学生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被就读的私立民立女中开除。此后，母亲插班入读著名的中西女中，直到16岁离家到苏州振华女中读高二。

我始终不清楚，母亲为何高中未读完便离开上海，是任性的大小姐与家里闹了矛盾，还是又参加了当局所不容的进步活动？找遍母亲遗留的所有文字也未寻到答案。确切的是，母亲在苏州振华女中遇到了她的恩师、共产党人张振寰先生。张振寰本名张羽，我国出版界、史学界、新闻战线的杰出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张振寰一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曾影响感染了无数青年人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就是他在大量来稿中发现并亲自担当责任编辑的。当时，张振寰因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到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不久到苏州振华女中教书，继续启发引导学生投身革命。尽管，一年以后母亲即考取大学离开了振华女中，但张先生对母亲的影响极大。（先生曾介绍母亲到上海人民文化报社工作）母亲此后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

自16岁离开马当路西成里的家，生性勇敢活泼的母亲如同一只自由翱翔的小鸟，而对于她的家人来说便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了。

母亲此后跟随解放大军到厦门、福州、上饶，又到南京工作，从部队转业天津后，又随父亲到大连。总之，天南海北的离上海的家越来越远了。这期间，母亲与家人的联系时断时续，关系也时好时坏。1951年，母亲在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时，外祖父曾经一人找到母亲在南京的住地看望她。1954年，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企业试行公私合营。母亲给外祖父去信劝告公私合营不要落后，外祖父对国家政策不理解态度消极。母亲从中学时代就热情似火地积极靠拢党组织，参加革命工作后又屡次立功受奖，但她多年申请入党都未获批准。苦闷的母亲认为这无疑与她的家庭出身有关。随着政治气氛日益升温又恼于外祖父思想落后，母亲决意与资本家家庭决裂！母亲竟然做到了。

父亲曾经告诉我：有一年，舅舅到大连找母亲，母亲狠心不见，父亲只得独自请舅舅吃了一顿饭。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外祖父母和舅舅的模样。1959年我出生后，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我哥四岁又正是顽皮的年纪，父母顾不过来，就把10个月大的我从大连送到上海，托给曾经带大我母亲的保姆“无锡阿婆”喂养。我在上海一待五年，一定是见过外祖父母和舅舅的，可惜我开智晚，五岁以前全没记忆。

没想到的是，母亲与她娘家的决裂尚未带来她政治上的进步，父亲又因家庭出身特别是祖父的历史问题被从旅顺海军基地转业了。其时，母亲在旅大日报社从事着她熟悉并热爱的“无冕之王”的记者工作，为了我们这个家不得已选择离开。临行前她泪流满面的情景，我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哭。1966年，“文革”来临这一年，我们全家搬到了父亲的故乡南通。此后几年，母亲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化干部在劳动人民文化馆工作。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父母亲的家庭出身成为我们家沉重的精神负担和需要小心翼翼回避的话题。我们与外祖父母家也彻底断绝了联系。

1970年冬，母亲响应“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号召，只身离家到海门县秀山公社一大队九小队插队落户。母亲虽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但无论在哪里工作，能吃苦不娇气。在农村，她与社员同志打成一片，下地干活绝不惜力。只是，夜幕降临四周寂静之时，母亲油灯下独坐，会思念家人。这年底，母亲罹患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

多少年过去了，世事沧桑。其间，我们无数次往返沪上，始终尊重母亲生前的意愿未再与她娘家续上联系。如今，马当路西成里那个度过了母亲豆蔻年华的家，早已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一页历史的篇章永远翻过去了，然而，一段记忆永难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