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联民
姑姑羌衡娥，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生于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祖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在四安镇宣观堂租了地主四间土墙平房二亩地，维持全家生活。由于家贫。姑姑二哥出生后，送给凌姓人家领养，姑姑出生后，祖父把姑姑送到育婴堂，后因姑姑的外婆坚持要抚养，祖父又从育婴堂把姑姑抱了回来。
抗战爆发后，姑姑的大哥羌鲤庭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1942年10月的一天午后，由汉奸带路，一队日本兵突然包围了姑姑家，并在家门口设了岗哨，日本鬼子一拥而上，冲到屋里，翻箱倒柜，肆意搜查，恼羞成怒的鬼子队长和翻译官看姑姑是个小孩，把她拉到一边凶狠地训问，姑姑一问三不知。鬼子悻悻地把抄来的民主政权印制的“公粮券”和“账本”等物品搜走了。鬼子走后不久，从姑姑家西面走来一位“大哥”（地下党交通员）把姑姑拉到路边，悄悄告诉姑姑；“你大哥没被抓，但不能回家了。”当晚祖父母打工回来，得知原委，祖父连夜躲到亲戚家，姑姑和祖母躲到外婆家，大哥跟地下党转移了。这件事在姑姑年少的心里产生了深刻影响。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姑姑十二岁，活泼开朗，勤奋好学。在四安镇茶观殿小学读书，在王思凡、邓景英等青年教师的带领下，校园里洋溢着“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的歌声，同学们课余跳秧歌、演话剧，姑姑还演过《白毛女》片段。整个社会呈现一片祥和的气象。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疯狂迫害进步人士，姑姑学校的邓景英老师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迫害，社会一时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哥接到了紧急撤退的通知。撤退前，大哥将组织交给的一部自行车拆散，分别藏了起来。不久国民党中央军、还乡团进驻严家园（现通州区刘桥镇英雄村），由于叛徒告密，一天，还乡团到姑姑外婆家，恶狠狠地指着姑姑的母亲和外婆说：“你们是共匪家属，把藏的自行车交出来！”随即抄家。此后不断骚扰恐吓，一家人又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194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位“陌生人”带来口信：“羌鲤庭在河北荡田里，让家里送点衣服。”姑姑收拾好大哥的衣服，借着夜色，划着洗澡盆，见到久未谋面的哥哥，大哥说：“快了，天要亮了，通西就要恢复了。”不久同村北撤干部朱志宏回到村里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姑姑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受到教育启发，在诉苦大会上，姑姑含着泪将日本鬼子、国民党还乡团逼得妻离子散东躲西藏的苦难家史一一控诉，激起大家的愤慨。在筹建村委会的时候，姑姑被推选为妇救会主任。
一天夜里，姑姑带着几名青年妇女在村里巡逻，发现顽保长家后门的河边，有人往船上装东西，姑姑一边盯住他们的举动，一边派人通知民兵队，最后一举把他们抓住。原来是顽保长准备将家里的财物连夜运往南通城。区委工作组领导表扬了姑姑，认为姑姑虽年纪小，但胆大心细、警惕性高、立场坚定、斗争性强。
经历了斗地主、分田地、做军鞋、夜巡逻等工作锻炼，姑姑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怎样才能翻身解放，开始只知道新四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对共产党认识比较模糊，经过工作组张有余、朱志宏等同志的教育启发，渐渐明白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谋幸福的组织，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消灭反动派，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1947年10月下旬，一天下午，工作组张有余同志找姑姑谈话。根据党组织对姑姑的考验，认为姑姑已经基本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愿意介绍姑姑加入党组织，并强调了党的纪律，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危险性。最后，张有余同志严肃地问姑姑：“你怕不怕？”姑姑坚定地回答：“不怕，我虽对党的认识还不深，但我愿意参加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随时准备牺牲。”张有余同志高兴地说：“很好。”当天午夜，姑姑走了十几里路，参加了由通如行署四安区区委书记林克主持的入党宣誓。从此，姑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那一年姑姑14岁。
1947年12月，通如行署四安区和平乡召开农会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乡政权机构，在各村代表讨论候选人的时候，有代表提出：“羌衡娥信佛、吃素。”区委领导找到姑姑了解情况，姑姑说：“前些年，我母亲去庙里烧香，我也跟着去看热闹，有时也在庙里吃素斋，庙里的老尼姑看到我聪明懂事，希望收我做徒弟，我母亲没同意，母亲说为了保佑你哥哥在外平安无事，你就吃素吧，其实家里穷，买不起鱼肉荤菜。”最后姑姑说：“我不信佛，我信共产党。”区委林克书记当即说：“好！今天就开荤，晚饭吃鹅肉！”最后，大会选举姑姑担任乡青年委员。
1948年2月，姑姑被调到区土改复查工作组工作，在做好各项土改复查的同时，还要帮助群众抢收抢种。当时国民党军在刘桥镇、石港镇、长河滩建立据点，经常下乡扫荡，姑姑和工作组的其他队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乡亲们转移。1948年9月姑姑到通如行署参加学习培训，随后分配到行署巡视组工作。林克同志的大姐林辉同志也在行署巡视组工作，秋冬时节，林辉大姐把自己的毛线衣送给姑姑，这是姑姑第一次穿上毛线衣，倍感革命队伍的温暖。
1949年春节，南通解放，南通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到处呈现新生的气息。姑姑的大哥羌鲤庭作为老区干部，参加了南通城的接收工作，二哥凌景东在中学读书期间，被选送到苏中公学学习，随后加入新四军，并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至此，姑姑失散多年、生死未卜的兄妹终于取得联系，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解放后，姑姑分别参加了南通县委土改工作团和苏北区农村工作团的土改工作。土改结束后，姑姑先后在海安县人民银行、海安县信访办公室、南通地区人民银行中心支行等单位工作。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阶段，姑姑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走出机关，投身到火热的劳动生产一线，先后担任市缝纫厂、服装制帽厂、玻璃制品厂的领导。
1975年5月，姑姑被任命为南通拉丝厂党委书记。南通拉丝厂是“文革”中的重灾户，人心涣散，生产条件差，技术落后，污染严重，连年亏损。姑姑带领厂领导班子，整顿生产秩序，加强企业管理，深入车间工地，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先后组织了“奋战一百天劳动竞赛”和“争创党员先锋岗”等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广泛听取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积极调研规划工厂整体搬迁。姑姑开拓进取、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全厂干部职工的一致拥戴。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南通拉丝厂1981年2月整体搬迁至百花路新厂址并投入生产，当年全厂的利税指标均超额完成任务，企业被市政府评为先进单位，姑姑也受到了市局表彰。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早已从市轻工局离休、步入耄耋之年的姑姑，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依旧保持着看书读报的习惯，时刻感叹祖国的沧桑巨变。她是一名拥有7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初心依旧，信仰不移，时常告诫我们晚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党旗添彩，为国旗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