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之地”。从黄浦江畔石库门出发，我党已走过了百年历程，作为红色起点的“一大”上海会址，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梦想，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党员群众的朝圣之地。可你是否知道，七十年前奉命主持寻找“一大”上海会址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南通人。
1、受命寻找会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因环境所限，只能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公开进行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党忙于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没有条件对党的诞生进行纪念。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处于更加艰苦的农村战争环境或白色恐怖斗争，仍没有条件组织纪念。1938年5月，已落脚延安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其实，曾参加“一大”会议的毛泽东、董必武回忆是七月份召开，但都已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因为缺乏档案资料，一时也无法查证，这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而将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在1941年6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
尽管时间并不准确（后有学者考证了“一大”会议于7月23日开幕），但我党从此有了诞生纪念日。作为党史要素之一的建党时间已基本明确，可作为另一要素的会议具体地点仍未能确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革命史迹的征集调查工作。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核实、调查党的“一大”会址，恢复其原貌并修建成纪念馆，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教育意义极为重大。为此，1950年9月，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提议，并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决定寻找并修建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向即将到来的建党30周年献礼，会议同时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姚溱，1921生于南通县金沙镇，当年刚满而立之年。别看他年轻，但资历不浅：就读通中期间，已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一二·九”运动时，积极组织当地学生参加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前夕，在通组织“友声社”并任社长，共同阅读、讨论进步书刊，宣传抗日；1937年年底，又与袁明、王晓曙一起编辑《救亡时报》，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3月，与一批进步青年参加特务总队政宣队，并任民运科长。
其父姚味香，系地方开明士绅，老国民党员，曾任县教育局局长、县政府第一科科长。为领导通如海启等地抗日运动，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成立。因姚溱思想进步及其家庭背景，1938年8月，初建的江北特委就设在他家。11月，姚溱参加江北特委组建的金沙区抗日自卫队，任指导员。1938年秋，江北特委发展第一批党员，尚未到龄的姚溱被破格吸收入党。
1940年，姚溱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中文系。次年年底被调往淮南抗日根据地，协助筹建由新四军参与创办的江淮大学，之后即留下从事新闻工作。1942年，姚溱被牵入一起“左倾”冤案，经陈毅干预后才得以纠正。1946年年初，姚溱又被调回上海。根据上海地下党指示，成立“宣传委员会”并任书记。他以“秦上校”笔名在《时代日报》、“波光”笔名在《展望》周刊发表军事评论文章，揭穿国民党的军事谎言，并暗示战事之发展前景，令人拍案叫绝。
上海解放后，姚溱任市新闻出版处处长，在夏衍领导下主管报刊、出版、广播等工作。
1950年，姚溱升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2、如期完成重任
此时，离中共一大召开已经过去了近30年。其间，屡经战乱，当年的建筑是否安然无恙，实在是一个未知数。为了完成上海市委交办的这一特殊任务，姚溱在会后即组织人员，成立了一个以姚溱、沈之瑜、杨重光为主要成员的寻访小组，着手对中共“一大”会址的调查勘实工作。1950年9月，福州路上海市委大楼内，姚溱召集沈之瑜和杨重光于宣传部办公室开会，具体研究寻访“一大”会址的方案和步骤。
沈之瑜，原名茹志成，著名作家茹志鹃胞兄，时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干部，1958年起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重光，于1946年任职《联合日报》期间入党，俄、英、法会话、写作水平高。1949年8月，奉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除日常工作外，负责接待在上海过境的苏联外宾。出版有《苏联的出版》《苏联地理》等译著。
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仍留在上海的“一大”会议出席者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同时又从其子周之友处获悉，周佛海曾有一本名为《往矣集》的回忆录，书中记载有中共“一大”召开的有关情况。根据姚溱的安排及其提供的有关线索，沈之瑜、杨重光分工合作，展开寻访。
1921年的杨淑慧，为时任上海市总商会主任秘书杨卓茂之女，经闺蜜王会悟（系“一大”代表李达之妻，曾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牵线，开始热恋的杨淑慧在当年盛夏曾随周佛海在陈独秀寓所、即《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居住过，也到李汉俊家里去过几次。
周之友，原名周幼海，周佛海、杨淑慧之子，于1946年杀出旧营垒，投奔共产党，时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副科长。
根据周之友提供的线索， 沈之瑜在图书馆查阅了早已被封存的《往矣集》一书，在该书的“扶桑笈影溯当年”章节，周佛海在回忆当年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内容里，所提及的两个地点很有价值：“一大”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地点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与沈之瑜同行的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她最熟悉的、时处南昌路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宣传部干部沈子丞调阅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后，杨重光又在太仓路老居民帮助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博文女校，即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地。值得一提的是，博文女校由湖北蕲春人黄绍兰创办并主持，1920年，该校因经费问题停办后，黄绍兰到南通女师任国文教员。1921年春，黄绍兰多年的忘年交、张謇之兄张詧重其文章志行，出资助黄回沪重开女校。就在中共“一大”开幕前四天的7月19日，博文女校名誉校长张詧还与黄炎培等人联名为该校招生及黄绍兰鬻字发布启事。因学校紧邻李汉俊家，又恰好刚放暑假，便由与黄熟识的王会悟出面，租了楼上3间房用于住宿，黄绍兰不假思索便答应了。
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是贝勒路李汉俊的家，但由于原先住宅变化较大，到了该地段后，杨淑慧一时也拿不准。在这一带来回走了许久，当看到一处写有“酱园”两字的房子时，她才神情一振，而紧邻酱园的就是一幢有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两层石库门。看了好一阵子后，杨淑慧有了一点把握，终于说：应该是这里了！——“一大”会址基本认定。
姚溱等市委宣传部领导听了已经找到“一大”会址的汇报后，都非常高兴。中共上海市委对此非常谨慎，并没有就此立即确定“一大”会址，而是进行了现场拍照。随后，杨重光奉命于1951年5月专程携照片赴京请示。据杨晚年回忆，他把照片交给了胡绳同志，经胡绳请毛泽东和董必武看过博文女校照片后，认为“这不是他们开会的地方，而是开会时住的地方”，同时告知：“会议是在（现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家里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早已牺牲）是党的一大代表”。杨重光旋又拜访了李书城，确认了“一大”会址在上海租界望志路，李虽不知道后来的路名和门牌号，但他回忆了那幢房子的大体位置。
回沪后，杨重光立刻向姚溱汇报了情况。姚溱当即建议他联系杨淑慧，并将杨淑慧的电话号码给了杨重光，又经多次实地勘查，终于在当年6月确认了已地处兴业路的“一大”会址。在此过程中，姚溱一直关注着沈之瑜等人寻访情况，并在了解进展情况后及时给予指导。当“一大”等三处革命旧址被找到后，他又指示寻找一处最早的团中央活动机关，并提供了该处对外原是一所外国语学校的线索。在杨淑慧配合下，也很快就找到了该旧址。
3、建成红色地标
1951年7月1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出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特刊，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刚刚找到的“一大”会址照片，标题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不久，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副市长兼市委第二书记潘汉年、市总工会主席兼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一同参观了“一大”会址。此后，前去参观、瞻仰的人络绎不绝。董必武、李达也曾故地重访，现场确认了该会址。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三处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管理委员会，负责设计并领导这三个纪念馆的工作。1952年9月，中共一大会址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为名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1968年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自建成纪念馆并对公众开放后，参观人员一直络绎不绝，人们来这里了解历史，接受熏陶。如今，“一大”会址纪念馆已经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红色地标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教育之地。
1954年，姚溱奉调中宣部，先后任国际宣传处副处长、处长，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后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1966年7月23日，这位来自江海大地、才气横溢的姚溱，在重重政治诬陷和迫害下含冤自尽，时年4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