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子

夫家姐弟四人，初入夫家大门，感觉很不适应，一家子十几口人围在一起吃饭，一张大圆桌挤了又挤。

先生的姐姐在灶间忙碌，一道道菜肴陆续呈上，等她坐下时，剩下残羹冷炙了。而姐姐似乎习以为常，每天都毫无怨言准备着一日三餐。彼时老家已有一小小的织布车间，大嫂负责车间一切事务，大哥管机修，二哥负责运营。做饭的姐姐却是一家“总裁”，大到家里的“路线方针政策”，小到全家大人小孩的吃喝拉撒，她一应俱管，有着绝对的权威。先生和我另有工作，只是在周末敲敲边鼓帮点小忙。全家虽人多事杂，但职责到人，分工明细，也有条不紊，按部就班。

那时，老家有两幢破旧的楼房，先生与我在市区另有新居，但老家依然留有我们的房间。

看着忙忙碌碌的一家人，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先生说：“你不要像个客人似的，要有主人翁意识。”我想他永远也不会明白，一个独门独户的独生女，初入这个复杂而庞大家族的那种惶惶不安和不知所措，车间里我不会，厨艺我不精，唯有捡菜择菜了，可姐姐显然觉得我不够利索，嘴上不说，但看她那手脚麻利的架势，我就知道我碍手碍脚。

我就悄悄地溜出门去，来到了车间的前面。那有四间破烂不堪的草房，跟在身后的婆婆告知我：她的儿女们就出生在这破败的草屋子里。屋子低矮而昏暗，蛛网密布，灰尘扑面，屋内杂乱的摆放着一些锈蚀的农具，歪斜的桌凳，撕烂的布头，豁口的水缸，破旧的油灯，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婆婆告诉我：当年的一家六口，就在这里生存，连阴雨天，屋外暴雨滂沱，屋内小雨淅沥，搬出所有盛水的物件，甚至连吃饭的碗都用上，但屋内依然积水成塘，家具（其实只有一只木箱子，那是婆婆的嫁妆）泡湿了,孩子们没有干衣服换了，男孩还好，穿个裤衩就行，女孩就麻烦了，唉……

我侧头看看沉浸在往事中的婆婆，这个昔日上海滩上的大小姐，这个喝着牛奶啃着面包长大的、出入有侍女相伴的大小姐，她是如何适应这一落千丈的生活的呢？看着她那皱纹满面的脸庞，依稀可寻当年姣好的容颜，几十年了，她的皮肤还是那么的细腻白皙，这么一位知书达理、识文断字的小姐如何会心甘情愿下嫁大字不识一个的公公呢？难道只因为公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丝绸厂修理工，机缘巧合安排在上海学习）？难道只因为公公有一个贫下中农的成份？也许吧，在那些年代，贫瘠而落后的乡村或许是她最佳的避难所，她似乎无怨无悔。在那个以务农为生、挣分为荣的乡村，4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全靠公公微薄的薪水，那日子，真的不可想象。后来，改革开放了，她摆起了地摊，挽起袖子当起了卖羊肉的徐二娘，也许秉承了家族经商的因子，她的生意红红火火，于是老家有了第一幢楼房，虽然简陋，但也豁朗大气。

政府鼓励个体经商，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兄妹四人由姐姐牵头，成立了唐洪丝织厂，十几年的纺纱织布，创下了小小的基业，于是注册金树布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就是姐。姐姐遗传了婆婆良好的基因，不但善于经营，而且不辞劳苦，在唐洪乡政府和东社镇政府的大力扶助下，我们将厂房建在了通掘路宽阔的马路东边，并在庆丰成立了紫罗兰马赛克厂。

创业艰难百战多，时逢亚洲金融危机，也因管理不够成熟，马赛克厂勉强维持了四年，就宣告夭折，几百万的投资毁于一旦。就在此时，一向乐观坚韧的婆婆也撒手人寰了。当时的挫败与颓丧可想而知，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姐姐大手一挥，大腔大调地说：“兄弟一心，其利断金，咱家大人小孩十几口，就是决口的洪水，手拉手，也能堵上！”

在那低迷的时段里，先生和我每周末自驾出行，带着样卡，去上海，去浙江，长假里去深圳，去广东，我们的名片散布于每一家马赛克市场，我们的脚步跋涉于每一块暗藏商机的地方，东方明珠，西子湖畔，我们一掠而过，无心逗留片刻。姐姐哥哥们的努力自不用说了。经过整整两年的奔波，订单开始光顾，滞存逐渐减少，大哥负责出货，二哥严把质量，我们同心协力，诚实守信，资金逐步回笼，工厂重焕生机。

家庭的和睦是我们创业的基石，婆婆在世时常常告诫：家和万事兴。我们一直秉承着婆婆的遗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有过不去的坎。政府也不曾抛弃，在我们最困顿的时候 ，东社镇政府给予我们资金的协助，使得我们东山再起。

如今，我们的工厂扩展到2万平方米，并在厂区新建了七幢可供生产的建筑，又成立了绿源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这个家，与我渐行渐近，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也和它休戚与共。

朋友来家，看着我们一间一间的卧室，她说：“你们家就像宾馆，没有家庭的氛围。”我告诉她：“一间一间的卧室排列，使得我们距离很近，照应方便。”因为没有区别，所以无须比较；因为没有划分，所以没有隔膜。我想，这就是我们家族企业能够兴盛不衰的缘由吧。如果一个个都拘泥于自己的小家，如何撑得起这个繁茂的大家？而如果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又怎有家族的兴旺发达？

姐姐说：“家大了业大了，老模式不行了，下一步，我们也要实行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