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我30岁。而立之年，我啥也没立起来，反而面临着人员分流，饭碗不保。当时，我在一家电子企业的党办，从事厂报的采编工作。日薄西山的企业为了续命，一分为三，分灶吃饭。我被分配去的一个分厂厂长面有难色，咂嘴、摇头，“你的工作难安排嘞”，转而又很开明地说：“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去处，我不拦你。”听话听音，这就相当于下了逐客令。何去何从，我一片茫然。

这一年，南通日报社要办一张晚报，并开始试刊。

1993年1月2日上午，去传达室取报，赫然发现《南通日报》中间夹着一张报中报，四开四版，鲜红的刊头：晚报、试刊、第1期。

比日报小一号的字，图文并茂，每版20条左右的新闻，信息量很大，简洁通俗的标题、错落有致的版式，清新可人，令人耳目一新，不忍释手。

这份呱呱坠地的报纸跟我有什么瓜葛，会怎样改变我的职业走向，甚至改变我的人生，想也没敢想。

刚刚读完人民日报新闻函授的我，除了在晚报上偷艺外，最急切的想法是，赶紧在晚报上露个脸，以示支持和喜爱。很快，在试刊第4期的三版“眉批集——点评刘晓庆”的栏目里，有了我的一句话：“演戏、唱歌、跳舞、写文章，离婚、打人、经营房地产——样样潇洒，件件惊人。”

此后，晚报上隔三差五地出现我的“小豆腐块”，什么内容的都有，社会新闻、小特写、小通讯、短评、小品文、散文……

有一天，我在厂旁的一条偏僻道上踽踽独行，巧遇晚报记者宋捷。其实，我跟宋捷不熟，他偶尔到厂里采访，打过照面，算是认识。他关心企业的状况，继而聊到我的境遇，很是同情。他热情地说：“晚报刚创刊，正需要人，我帮你推荐！”

没隔几天，我就来到报社，跟在通联部许永和主任后面做来信来访工作，身份是特约通讯员。具体事务很杂，报纸信件的收发、来访人员的接待、内参的采写等等都是我的日常工作。但我的收入跟这些事务无关，需另外写稿挣，写满200元才能拿到200元。

从事我钟情的新闻工作，挣钱不是第一位的，尽管家里5岁的女儿嗷嗷待哺，老婆所在的企业也每况愈下。做完日常工作，我起早带晚地跑新闻写稿子，一台叫新闻敏感的“雷达”全天候开着，甚至连做个梦也都要记下来，看看能不能做成一个稿子。

我发动全家人做我的“线人”。老母亲去银行取退休金丢了密码条，只得空手而归，跟我抱怨，我就写了篇新闻观察《数码，插足现代生活》；姐姐去菜场，发现卖麻油的现磨现卖，整个制作过程一目了然，顾客买得放心，我写了篇《“街头作坊”生意俏》的小通讯；陪老婆上街，见某商店营业员收了顾客的百元大钞转身去验，然后回身说是假币，起了纠纷，我赶紧写了篇小言论《收钱慢转身》……

当时稿费低，要凑足200元真不太容易，编辑部上上下下都看在眼里、同情在心里，都默默地向我伸援手。有什么稿件策划都尽量把我拉上，有什么新闻线索就提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盈老师，他把他版面上的“今晚荧屏”栏目交给我，让我从广播电视报上摘一段当晚电视剧的主要情节，拟个对称的标题，一两百字，给我开个三四元钱。有这几块钱垫底，我心里踏实多了。

在新闻写作上，专业与业余是有不小差距的。编辑老师们给我的文字小改小动是常事，有时还会动大手术。记得一次写了一篇七八百字的小通讯，几乎被陈小平老师重新写了一遍，唯一没有改动的就剩最后我的署名。一遍遍对照原稿和见报文字，我钦佩老师的精湛手艺，更为老师的不动声色、默默助人的品德而感动。

就这样在晚报工作了半年，实在看不到特约通讯员证换记者证的希望，恰巧有朋友去南京管理一家公司，就随他去了省城。

只有当你离开了，才发现你离不开。每当午夜梦回，我都会想起在晚报的日日夜夜，想起一个个暖心的镜头。我翻身下床，打一桶井水，擦一把脸，坐到桌前，给晚报负责人写信。我说我不死的新闻理想，我说我对晚报集体的不舍，我说我对晚报人的感恩，我说我在外打工的无奈，我说我回归晚报的急迫……

终于，许永和主任打来了电话，他的语调跟我的心情一样的急切：“你赶紧家来，党组讨论了，要你的，要你的！”

暌违两个月，又回到了晚报大家庭，我暗下决心，要加倍努力，多写稿、写好稿，回报晚报的不弃之恩。每次顶着晚报记者的名头去采访，我都力争出新出彩。记得刚回来不久，去电视机厂采访该厂获得生产许可证的新闻，同城兄弟媒体报的就是一条简讯，而我写的是《部里来了审查组 拂吹一股清新风》，反映的是上级有权部门的廉政之风。这条消息获得了省好新闻二等奖，是晚报创刊后获得的第一个比较高的奖项。

1998年，我调离晚报。后来，我在报社辗转了多个部门，但我一直以晚报人自居、自傲。如果说有一种晚报文化的话，“平民视角、百姓情怀”是其精髓。我一直浸润在这样的文化中，为文，为人。

我深深地感恩晚报时光，没齿难忘！我也要深深地祝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