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下，传统餐饮行业遭受重创。我市众多中小餐饮店怎样谋生存、图发展？昨天，本报记者实地采访了多家店铺。

重压之下不少店没扛住

因新冠疫情，诸多商业经济活动深受其害。这其中，餐饮业一度“熄火”。

“坚决听从指挥，禁止‘堂食’，执行疫情防控规定没商量！”昨天下午，四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天岱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最为艰难的时刻，见过“大风大浪”的他依然充满感慨，“我们是防疫期间南通第一家实行线上服务的餐饮单位，也是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后南通第一家开放‘堂食’的餐饮单位！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薛天岱的感慨，几乎是接受采访的多家中小餐饮企业负责人的共同心声。

“新冠疫情对南通整个餐饮行业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采访中，南通饭店与餐饮业商会秘书长顾建华，拿着手中的一摞数据资料向记者介绍，“在全市两万家左右的中小餐饮企业中，到目前为止，初步推算有20%的企业倒闭掉了；在我们300多家会员企业中也有六七家倒闭了。”

不少路边餐饮小店的店主，在求生失败后，不得不直接关门；就连人们熟悉的、曾经生意十分火爆、位于文峰塔附近的餐饮企业“丁同顺”，在重压之下，最终也不得不关门大吉。

但更多的中小餐饮企业，依然选择苦战杀出一条血路。

活下来才能够笑到最后

“新冠肺炎疫情给餐饮行业带来了高淘汰率。重新‘洗牌’的过程很痛苦，但危中有机，又何尝不是推动一些餐饮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作为餐饮商会秘书长，顾建华说出自己的看法。

通城年轻人熟悉的“过路人饭团”休闲餐饮食品，就临危而谋，闯出自己的一条生路。

“这个品牌源自台湾，我们在南通大胆创新并发扬光大。”南通一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面客”创始人张国燕向记者介绍，“‘过路人饭团’原本是传统的早餐，我们果断突破、一反常规，现在做成了全时段，上午有早餐、下午有下午茶，成了全时段的休闲食品！这样一来，虽然受疫情影响生意受到打击，但是，如同干旱过后遇甘霖，防控形势一好转，我们就成为最先活过来的那条‘鲶鱼’！”

实践证明一切。2016年入驻南通的“过路人饭团”，疫情发生以来，从最初的“1”发展到“15”+“6”，即市区15家、县区6家。圆融、万象城、永旺梦乐城、中南欧尚……连锁规模稳步扩大，目前，整个团队的从业人员已经发展到80多人。

南通人并不陌生的餐饮企业“苏湘阁”，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策，同样可圈可点，值得说道。

“疫情影响大到什么程度？为保证饭店正常经营所需的资金链不断裂，我们卖掉了三套房！卖房的钱还可以赚回来，但是，我们坚持了整整十年的餐饮事业绝不能倒掉！”对记者说起攻坚之策、脱困之道，“苏湘阁”总经理缪剑虹显得十分坚决。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和困扰，缪剑虹和他的爱人改变经营策略，采取两个硬招。该店强调“苏”和“湘”，主营的就是“淮扬菜”和“湖南菜”；他们一是将曾经一味依靠的“堂食”改为“外卖”，牢牢吸引老客户；二是大力拓展“团餐”，由专业厨师推出色香味俱全、为企事业单位和社区量身定制的可口餐饮，一天最多时高达1000多份！

做足内功同时期待外援

疫情仍在不断反复，各行各业仍然必须长时间面对其带来的威胁。

我市餐饮行业准备好了吗？中小餐饮企业在继续奋力谋生存、图发展的“生死之战”中，对外界有着哪些期许？

“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于四宜糕团店这家有着百余年历史、诞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餐饮老店来说，在想方设法迎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的生存和发展。”薛天岱动情地说。

该店目前拥有100多名员工，一家总店两家分店设立在南大街长桥、文峰城市广场、大码头，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南通人百尝不厌的四宜糕团，作为市级非遗产品目前正在申请省级。

薛天岱说，全店员工目前有3个愿望：一是希望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租赁新的场地，引进高新设备，扩大长桥总店操作间并建成一流的标准食品加工车间和无菌车间；二是在政府扶持下建设一个非遗产品传承基地，通过与老年大学、通师二附等多个合作伙伴的携手，让南通特色糕团生产制作技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三是同样借助职能部门的援手，办一家博物馆提升企业文化，央视等国家级媒体曾多次在四宜糕团店拍摄《我们的节日·重阳》《舌尖上的中国·四宜糕团》等纪录片，详细披露桂花糕、紫菜糕等产品制作工艺，由此赞誉南通是一座名副其实“鲜到骨子里的城市”……

日本料理连锁店总经理刘泽中，最大的困扰则是疫情发生以来的进口海鲜食材“涨价潮”。“丹麦三文鱼疫前售价为每公斤人民币100元，目前最高涨到230元。澳洲牛肉也是如此，疫前每公斤为人民币280元左右，现在涨到450元！我们一共有6家连锁店、105名员工，一个月工资就要发放60多万元！眼下，都在亏本经营。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予以扶助。”刘泽中说出他的肺腑之言。

在张国燕看来，他们在疫情期间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希望能在政府帮助下，帮他们推介更多想创业、敢创业的年轻人，壮大他们的团队；同时，他们也希望街道社区能为他们多多提供一些选址上的便利，以便他们为“便民工程”更好地出力。

本报记者周朝晖 本报实习生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