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从小，我生长在南通。
南通城里有座人民公园，就是今天的博物苑，是人们休闲玩耍的好地方。人民公园收门票，进一次二分钱，对孩子们来说，一年能去玩两趟就不错了。于是，一里路之外的文化宫成了我们童年的好去处。
文化宫里除了没动物，绿植、假山，一应俱全。小时候与我邻居的那些男孩儿，都比我大个几岁，常结伴去文化宫闹腾。有时，看门的老爹一见，老远就嚷嚷：“你们几个讨债鬼，又来了！快死了日滚！”
我躲在那些三侯四侯的后头，听老头骂，大气不敢出。邻家大哥们跟老头弄惯了，嬉皮笑脸的，一溜烟跑进去。我小，常受欺负。有一回和班上几个男同学去玩，最后一盘“躲猫藏”时，他们合计好了直接回家，害得我里里外外地找。我从小憨厚，寻觅不得，累了，就在一棵大树底下傻坐着，结果看门老头提醒我：“细侯，那几个‘洋箱子’早就跑家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儿痴奶奶瞟汉子呢？”
我那时也就八岁，受不了委屈啊，鼻子一酸，哭了。老头弯下腰来跟我说：“我看你这个伢儿啊，是孔夫子的额头，文绉绉的，以后啊，不要跟在那些细龟子儿后头野厌（胡乱调皮），我带你到楼里去戏。”
我跟着好心的看门老头进了楼。里面啊，一楼在布置展览，二楼呢还有看书看报的地方，三楼，嚇！吹拉弹唱热火朝天。“宣传队在搞文娱。”看门老头说。
“你蹲在这儿，走走看看，不要瞎跑，不要碰人家的乐器，弄坏了，把你卖了也赔不起！肚子饿了再回去，不迟。”老头这样嘱咐我。那一刹那，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平时那样凶巴巴的，眼里透着的全是慈祥。
三楼有个小舞台，红色的灯芯绒大幕，湖蓝色的二道幕，台下有好几百个座位。我战战兢兢猫在最边上，太偏了，几乎有1/3的台面看不见。后来，见没人管，我也就壮着胆子坐到了后排中间。兴许那些排节目的叔叔阿姨还以为我是看门老头的孙子呢！
那天排练的内容在我记忆中已很模糊了，印象中就是唱唱跳跳的，还有人声泪俱下地朗诵，但报幕的内容，我还是记住了点儿，什么锅炉厂的赵国祥、电机厂的叶庆霖……我做梦也没想到，没过十年，我也成了南通市文工团的演员，居然能和当初我在文化宫看到的那些前辈同台演出了。一问才知道，那是1970年春夏之交，歌舞话剧团的主要演员都下放了，而业余时间，他们又被组织起来代表工人阶级，继续登台宣传“大好形势”。
渐渐的，听大人们说，文化宫这个地方从前叫北公园，1952年，南通老百姓他五分钱、你一角钱捐款，在捷克专家（也有说是苏联专家）指导下造的。以这种形式建造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全国也就仅此一例。
后来，我考入了相当于少儿艺校的南通市“小红花”，文化宫就成了我们的主战场。如果演《智取威虎山》这样的全本大戏，就去人民剧场，而那些应景的短平快歌舞、相声、小话剧什么的，基本都在文化宫三楼。那年，“小红花”扩大招生，我印象很深，考场在三楼。后来成为东航机长的孙宁生，当初在小舞台上扮演新疆老汉，鼻子下边夹着一撮胡子，表演的节目叫《东方升起红太阳》，连跳带唱的，真是满堂彩哟！
文化宫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舞台，不是化妆间，不是二楼一块块拼起来的柚木地板，也不是夏夜里微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的大露台，让我铭心刻骨的却是厕所：门是实木的，带弹簧，可以自动关上，墨绿色，厚厚的、重重的。里边的地上贴着乳白色的马赛克，小便池从半人高的地方一直到底，都是洁白的瓷砖，水斗定时自动冲水。我们这些在小巷里长大的孩子，童年中对“方便”的记忆就是弄堂口不太清爽的公厕和家家必备的马桶或痰盂。文化宫俄式的抽水马桶和循环式冲水便池，引起我强烈的好奇，以至于我没事时，会去这边拽拽拉绳，那边摁摁水箱……一天，玩得正起劲，被看门的老头撞见了，他把我拉到一旁，压低了声音：“你看看你，平时好像蛮安稳的，倒是个闷头厌呢！要是被主任看见了，告诉你们老师，浪费公家的水呀，要写检查的！快死了日滚！”
是这个善良的看门老头，将我带
进了这幢大楼，在这里，我见识了一生中最早见到的现代文明。没想到，文化宫的厕所里，也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后来听说他退休了。时至今日，我还挺想念他的，尽管我从没问过他姓啥。
不久，我们到文化宫演出，见整个楼都包满了脚手架，朝南的露台上，许多工人正在那里敲敲打打。领头指挥的是一个胖胖的叔叔，大家都叫他“老白”。没几天，我们路过西公园桥，看到文化宫楼面上多了一行字：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走近了一看，底下还有三个小字：陈毅题。
又过了些日子，文化宫那位胖胖的白叔叔竟到“小红花”为我们画《蜜蜂与黑熊》的布景来了！我演大黑熊，从小又喜欢涂涂抹抹的，因而像跟屁虫一样，粘在白老师身边，盯着他那支神奇的笔，在白布上画出森林、蜂窝和百花。原来，他是我小师妹戚小红的爸爸，本姓戚，艺名白衍（白老师还有个儿子，就是日后英年早逝的中国著名电影导演戚健）。白老师的爱人王老师也在文化宫工作，喜欢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式军装。王老师说，他们最近上上下下重新装修，是为纪念文化宫落成20年，那幅字是当时在上海当市长的陈毅同志，听说南通人民自己集资建造了一个为普通老百姓提供的休息娱乐场所，十分感动，欣然命笔题写的。
不错，黄磊也罢，陆川也罢，马伊琍也罢，保剑锋也罢，虽都是南通籍电影人，但有一点跟我没法比，因为我是喝着濠河水长大的，是在文化宫的院内院外、楼上楼下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的。我会自豪地告诉晚辈：在文化宫的小舞台上，1973年3月10日，我主演过周汉寅、金笑兰老师指导我们排练的小样板戏《审椅子》；1975年，纪念抗美援朝25周年，我在这里和董明德、张莉、张文斌同学再次联袂出演过《奇袭白虎团》，被当时南通文工团领导之一的陶玉玲老师发现，她说，这孩子是个演戏的苗子。几个月后就在陶玉玲落实政策调回南京前，南通市文工团开始招生。有人说，江平家庭出身不好，陶老师用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一句时髦话力争：“他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嘛！”
我就这样成了南通市文工团的后备学员。我非常景仰陶玉玲老师，她曾主演过电影《柳堡的故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特殊年代里落难到南通，一直住在文化宫北边一个普通的居民小院里。1974年，她给周总理写了封信，汇报自己当时在南通的窘迫情况，同时也表示，想见见总理。不久，陶玉玲出差去北京。周总理在百忙之中约她到中南海一晤。那天，陶玉玲从中南海西门开始，凭着南通市文工团的工作证，要经过三道岗才能到西花厅。看见每个岗亭的黑板上都写着“四点，陶玉玲进”，她心里那个感动啊！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啊，竟如此细心周全……
转眼到了1985年，就在文化宫的三楼，市里举行职工演讲比赛，我把这个故事给讲述了，听众们都感慨万端，但现场有一位官员评委却说：“周总理那么忙，怎么还会叫每道岗的黑板上都写字提示？江平这不是在编故事嘛！我看，他这一等奖应该改为二等奖。”我不敢争辩，只能暗暗地想：如果有一天我从文化宫的小舞台上走出去，进入电影的大舞台，一定要当着陶老师的面，把那段“四点进”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后人听！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领导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在艺训班的两年里，我们几乎两三天就有一场演出，登台最多的地方就是文化宫三楼。在这里，金思燕、祁滨老师带我们一同欢庆粉碎“四人帮”；在这里，陶应衍、朱秀文老师和我们同台洒泪纪念周总理；在这里，我主演过朱顺宝老师导演的歌剧《三月三》、黄匀老师导演的小话剧《龙腾虎跃》……
再后来，拥有1800多个座位的文化宫影剧院在北院拔地而起，我在那儿演出过《雷雨》《彩云归》《泪血樱花》《陈毅市长》，尽管跑的都是龙套，但从狭小的三楼，挪到宽大的剧场，文化宫舞台上走过的每一步，我都记得。
这里有我的童年和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