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大暑那天，见到有帖子说：《礼记·月令》有“季夏三月……腐草为萤”之说，萤火虫是大暑的象征之一。

我没留意过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怎样吧，这让我想起隋炀帝的事情来。

隋炀帝的萤火虫，可算一个熟典。李商隐那首著名的《隋宫》，最精彩的是颈联两句：“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下句中的“垂杨暮鸦”，是指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两岸植以杨柳——他赐予柳以国姓，故谓之“杨柳”云；而上句的“腐草萤火”，字面上是借用了“腐草为萤”的旧辞，实际上则是指隋炀帝赏玩萤火虫的事。

关于此事的出典，从清代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注》、冯浩的《玉谿生诗集笺注》，到今人集大成的《李商隐诗歌集解》《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都已拈出《隋书·炀帝下》里的记载：“上于景华宫徵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

不过，至少还有一条记载为以上注解所未及。《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也提到了隋炀帝此事，且在《资治通鉴考异》里说明，吴兢《贞观政要》另有一个文本：“贞观八年，上谓侍臣曰：‘人君之言不可容易，隋炀帝幸甘泉宫，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少多，于宫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轝（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跟近臣说起隋炀帝这桩轶事，而细节颇有些出入：隋炀帝捉放萤火虫的地方，彼曰景华宫，此曰甘泉宫；放萤火虫的数量，彼曰“数斛”，此曰“五百舆”。大约司马光觉得“五百舆”萤火虫太过夸张，所以就采用了《隋书》的说法吧。至于李商隐獭祭之所据，是依据文献还是依据传说，就无从考索了。

甘泉宫在咸阳以北，景华宫在东都洛阳，可知隋炀帝放萤火虫之地，总之是在北方。《隋书》将此事系于大业十二年五月，正当隋炀帝第三次南下江都（扬州）前夕。此去不过两年，隋炀帝即为宇文化及所弑，命丧江都了。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史上暴君和昏君的“榜样”之一，世有定评，人尽皆知。所以清代陈淏在《花镜》卷六介绍“萤”的掌故时，也只得说：“隋炀帝夜游，放萤火数斛，光明似月，亦好嬉之过也。”将其事称为“好嬉之过”，当然是出于“政治正确”而作的评论了。

不过，政治功罪和生活趣味毕竟是两件事，隋炀帝作为君主，自是穷凶极恶，但他作为文人，确是有素养有品位的。史学家杨宽曾写过一篇《论名士派》，就说道：“在中国历代皇帝中，隋炀帝可说是个最著名的名士派。”就事论事，在爬山时放萤火虫，“光遍岩谷”，或在宫里放萤火虫，用来“照夜”，难道不是很美妙的光景吗？比之“轻罗小扇扑流萤”，不是更有气派、更加灿烂吗？我以为，必须承认，他这个人很“会玩”，而且玩得很风雅。

关于隋炀帝之放萤火虫，有两个事例可作参照。

《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有个宋徽宗的轶事：“因令苑囿皆仿江、浙为白屋，不施五采，多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异兽，动数千百，以实其中。都下每秋风夜静，禽兽之声四彻，宛若山林陂泽间。识者以为不祥之兆。”明明是皇家别墅，宋徽宗却要回归自然，可见其雅人深致，也很契合今人所谓的“生态旅游”之风。宋徽宗“为白屋，不施五采，多为村居、野店”，跟隋炀帝以萤火“照夜”正可一拼。至于在政治上，宋徽宗果然葬送了北宋，跟隋炀帝更可谓难兄难弟了。

查尔斯·金的《黑海史》提到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则轶事：1787年，她从彼得堡出发南巡，沿第聂伯河经基辅前往克里米亚，“在某个地方，第聂伯河边的一座山丘凿出了一条长长的沟渠，其中填满了可燃的材料。在晚上，许多焰火在峰顶被点燃。火焰随着沟渠蔓延到山丘的底部。这座人造的火山让集结的各国显贵惊叹不已。”漫山放火以作奇景，壮观则壮观矣，但毕竟是“战斗民族”，脱不去一股老粗作风。连放焰火都不晓得，更何况是放萤火虫呢？这就衬托出隋炀帝的风雅来了。

关于萤火虫的词藻典故，中国古籍自然还有很多，在类书里并不难查检，电子搜索更是不胜枚举。在此只提一事：检《艺文类聚》，卷九十七虫豸部就有“萤火”的条目。我手头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卷本，很久以前翻读过，留下了不少批划痕迹，我当时特别批划了梁简文帝萧纲咏萤诗的两句——“腾空类星陨，拂树若花生。”

我想，在审美上，在萤火虫的审美上，虽则异代不同时，但我们都很能理解梁简文帝，也很能理解隋炀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