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庆

每逢清明，我总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曾经与我相处的新四军老战士，人称“王老革命”的南通军分区原政治部副主任王强。

1985年，我从作战部队交流到南通军分区政治部任组织干事，一个身穿老式军服的离休老人常来政治部与大家有说有笑，由于他资历老、有战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王老革命”。初来乍到，我常常给他倒一杯开水便在一边闷头听。

王强住环城南路军分区东大院，我住西大院，我俩常常在路上遇见，他总乐呵呵地和我打招呼。

几年后，我从海防部队再次调入军分区政治部，担任宣传科科长，与王强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1995年，南通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着手筹备江苏省纪念海安县角斜“红旗民兵团”命名30周年活动，王强作为党史、军史“老专家”，与我朝夕相处。

王强，1944年担任南通党的地下交通员，1945年参加新四军，先后参加过南通地区的岔石战役、灵甸大捷、启东“6·8”战役、渡江战役等，多次立过战功，曾在原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担任过干事。1979年，从南通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岗位离休后，热心党史、军史、战史研究，江苏省老领导管文蔚、周一峰建议，聘请他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纪念活动的筹备，首要的是“红旗民兵团”命名30年来的经验总结。王强是个“老区通”，与我们一起去角斜蹲点、调研。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走村入户，跑遍了角斜镇每个角落，与当地近百名干部群众交谈了解。蹲点、调研时间长，住宾馆经费开支吃不消，我们就在纪念馆搭铺，吃工作餐，历时数月，王强一天不落。角斜“红旗民兵团”命名30年来党管武装的经验总结出来后，王强和我加班加点，几易其稿，终于“过关”。

筹备纪念活动，我考虑得更多的是新闻宣传。一天，王强来到军分区机关，告诉我刚去了一趟北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丕显等老领导汇报了角斜“红旗民兵团”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勾起了陈丕显等老领导对当年在李堡、角斜等地区战斗经历的回忆，我顿时兴奋起来，脑海里蹦出了“中南海的红旗情”这一通讯标题。王强一听，拍手叫好，当即表示协助我完成这篇通讯。

放下手中的事，王强几次带着史料来我办公室，讲起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关心角斜“红旗民兵团”的故事，其中，有“粟裕的最后一声问候”“陈丕显的角斜方言”“张爱萍与角斜民兵”“钟期光轮椅上表心愿”“迟浩田的殷切期望”等等。根据王强提供的史料，我很快写成了长篇通讯《中南海的红旗情》。然而稿件写好后，审稿成了一大难题。按当时规定，涉及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新闻稿件，须由高层领导审稿把关，怎么办？王强胸有成竹地说：“这事我来办。”

1996年5月2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一行来到了海安，在首长下榻的县委招待所，王强将通讯稿件送到了迟浩田手中。5月22日，迟浩田让军委办公厅秘书房建国将修改审定后的稿件退到了我手中，稿件上有迟浩田修改的笔迹：“已阅，退王强同志，谢谢！迟浩田。”

有了这一“尚方宝剑”，我将稿件发往各大媒体，很快刊登了出来，成为纪念活动中一个抢眼的新闻看点。

在部队，我见过不少将军，但见军委领导人还是第一次，很想与迟浩田上将单独合个影。这晚，王强来到我的房间悄悄说：“首长明天一早去海安烈士陵园给粟裕敬献花篮，你带上相机跟我走。”天刚亮，我就跟着王强及海安县民政局的同志来到粟裕的墓碑旁，等着首长到来。早上7时许，迟浩田一行来到粟裕的墓碑前，献完花篮，首长便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咔嚓”一声，佩戴中校军衔的我，终于与上将迟浩田夫妇单独合了影。

角斜“红旗民兵团”命名30周年纪念活动圆满结束了。第二年，江苏省军区党委给我记三等功一次，这军功章里也有王强老革命的一半。2001年离开部队前夕，我专门采访了离休后收集党史资料20多年如一日、成为党和国家40多位高层领导人忘年交的王强，以《王强：脚步不停为后人》为题，详细披露了“姬鹏飞称他做了大好事”“彭冲半个月内3次召见”“黄火青让他也写写自己”等故事。这篇长篇通讯在报刊发表后，赢得了军内外的广泛好评。一位多次和他一起进京的市党史办老专家说：“王老革命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党史征集中，别人办不到的事，他总是千方百计去办成。”

2006年，王强因病逝世。17年过去了，他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