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小时候，乘船去上海，总会被黄浦滩的高楼大厦所吸引，尤其是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听大人说，那是远东第一楼，有二十四层高。于是，那座黄褐色的建筑便成了我心中的圣殿。

逢寒暑假，我也会去上海走亲戚，更会嚷嚷着要去“大光明”电影院。说实话，电影哪儿都有得看，可二十四层的高楼，全中国只有一座。它紧挨着“大光明”，所以，看电影的间隙总是可以溜到隔壁，从转门进去，直奔电梯，然后一口气升到楼顶。有一回，低云，我在顶层的落地窗内朝外望去，似乎伸手就能抓到一大团“白棉花”，有种在狼山支云塔上的感觉。带我去观光的姨奶奶告诉我，这栋楼的建造者正是我们南通人，我听了大吃一惊，同时，又顿生自豪。我想，什么时候南通城里也有这么一座饭店，也能高耸入云。

记得好像是1987年年底吧，我临时借调到南京工作，大概有四个多月之久。过年回到南通，听街坊四邻说，易家桥的东边拔地而起了一座高楼，不亚于上海的国际饭店。我天生好热闹，骑上自行车就直奔那里。嗬！曾几何时，这里还是搭满脚手架的工地，如今，黄褐色的大楼矗立在眼前，“南通大饭店”——范曾先生手写的五个大字，金光灿灿的，格外醒目。我兴奋极了！我们的家乡终于也有了一座正儿八经的豪华宾馆！

我把自行车朝边上一靠，蹑手蹑脚顺着毛竹片篱笆墙，想摸到尚未最后完工的大楼里看个新鲜。正琢磨从哪里下脚，就听得一声断喝：“喂，找哪个？”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看守工地的。那时候不叫“保安”，用我们南通话说，叫“看门老侯”。

我答：“不找哪个，看看。”看门老侯一脸的严肃：“这里不能瞎瞟的。我在这里看门，我家奶奶来了都进不去。”他说的“奶奶”，就是我们南通土话里的老婆。

我心想，碰上了“硬头叫花子”，没商量了。正沮丧，旁边走来一个穿西装的人，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他倒是和颜悦色地问我：“先生，这里还没有完工。你是搞建筑的吗？”

我见他和善，也就坦诚地跟他解释：“我是话剧团的，听说这里盖了个大楼，好奇，就跑过来了。”穿西装的男子笑了：“我正好也要进去，既然你有兴趣，我们一起啦，来，要戴一顶保险帽。”

看门老侯咂咂嘴：“细侯，算你额骨头高，遇到我们香港老板了。”

这时我才晓得，西装男子叫刘瑞琪，正是南通大饭店的总经理。他是带着香港的团队来南通检查大饭店收尾工程的。这几天，他进进出出，楼上楼下不停地转，其实就是摸底，搞调研呢！

那时候我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怯场，一路跟刘总聊了起来。我说，上海的国际饭店，包括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几十年前就是我们南通人陶桂林率部承制的。刘总很吃惊：“你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些历史呀！好的好的，我记下来，要告诉员工，南通是有搞大酒店、大建筑的传统的。”

那天，我跟在刘总屁股后面走进尚未“开荒”的大堂，就看见一帮人正在忙着清理乱七八糟的东西，废木箱啦，烂纸盒啦，一堆一堆的。天很冷，又没有接空调，我冻得龟缩着脖子，可他们却一个个干得大汗淋漓。刘总告诉我，京剧名家梅葆玖要来南通演出，大饭店准备在正式开业前搞一个“实战练兵”，接待梅先生率领的北京京剧团。

我印象很深，那天领头干活的正是从无线电仪器厂调过去的裴浩兵，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日后的大饭店总经理。

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时常会碰到年逾古稀的梅葆玖先生。他知道我是南通人，多次和我回忆起在大饭店吃过的“火腿炖蛋”。他的徒弟张馨月问：何为“炖蛋”？梅先生慢悠悠地描述：“民国8年（公历1919年），家父到南通，首登更俗剧院，张状元请他去濠南别业吃过的一道美味，其实就是北京人说的鸡蛋羹，但南通人做的跟外地不一样，里边要放如皋的火腿丝儿。家父说，那蛋羹上面，葱花浮着，香油浇着，味道叫一个美哟，皇上和太后也不一定吃过。为此，我到了南通大饭店就试着问了问，还有没有炖蛋这道菜？没想到，第二天就端上桌了。”

梅先生说，你们南通人能吃苦，特别是裴浩兵同志，那时候他多年轻啊，帅小伙一个。那饭店原本是六月开张，可我四月里就去了，带着一大拨人呢！小裴那帮年轻人，个顶个的，训练有素，变魔术似的，愣把堆得跟小山一样的垃圾用最快速度给清了，雷厉风行哟！难怪这小裴后来当老总了，当初他就是好样的！

再回到大饭店初创时期。1989年腊月，我收到大饭店寄来的一张请柬，说是要搞一场“南通春晚”，喊我参加。我匆匆赶去，正巧，遇上大饭店新任总经理盖钧燮以及任薇副总，他们正在装修一新的大堂里与电视台的编导商量如何搭台、装灯呢！任副总悄悄对我说，盖先生曾看过我表演的一个喜剧小品，很喜欢，于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要请我。因为晚会要来100多位企业家，如果一本正经报名单，既冗长又枯燥，盖先生想让我用幽默欢乐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内容。那时，我就是一个跑龙套的普通演员，人微言轻，若不是盖总力挺，这事儿轮不上我。不过，我也没给他丢脸，我把众多企业家的单位和姓名表格拿到，将它编成了快板书，演出时，一气呵成，半字不差，赢得满堂彩。电视台的樊晓波主任说，看来盖先生推荐你是找对了人。

那天出场的酬劳，是盖先生送我的一箱高级方便面——那牌子叫“出前一丁”，是彩排的时候盖先生让人给我泡的，我觉得味道好极了，夸赞了几句，没想到，这位细心的香港同胞居然记在了心里。

兴许就是香港管理团队的风格，影响了大饭店这几十年的不俗成长和不凡经历。到过大饭店的客人，都会说，这里的管理水平是一流的。我也觉得，大饭店最大的成功正在于管理，而且是“轻管重理”。

有一年夏末，为筹拍电视剧《死神舞步》，我陪着广西电影制片厂的罗渝中导演正在大饭店选景，忽见大堂里来了几个“老太”和“奶奶”，就是现在所说的“各种大妈”，捧着喝完的塑料可乐瓶灌装的藿香茶，坐在沙发上吹空调，旁若无人地有说有笑。一个前台领班悄悄走过去，特别有礼貌地向她们解释，这里不能喧哗，可其中一位“奶奶”依然嗓音洪亮：“我是纱厂出来的，天生喉咙大。就是听说这个饭店我们厂里也是出了份子的，老姊妹几个到这里歇歇脚，不碍事吧？”

领班姑娘笑了，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知道了，你们都是南通纺织界的有功之臣，我们大饭店也因为大生公司和你们这些前辈以前付出的心血，所以才能够办起来，但南通是开放城市，现在提倡‘五讲四美’，小声说话，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南通人最文明、最有礼貌，对不对？来，我请你们到里面坐坐，喝杯咖啡。”

另一位“奶奶”不好意思了：“咖啡吃不惯，苦唧唧的，我们随便瞟瞟，这就走了。”

没想到领班姑娘依然很客气：“马上八月半了，各位妈妈婶婶家里要聚聚的话，可以来我们大饭店，我们有中秋套餐，不贵的……”

“不贵的”，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几十年了，我印象中，大饭店一直不贵，当然我指的是房费和菜价。不过说实话，只要一踏进大饭店，你就会觉得这里有一种贵族气，虽然不是金碧辉煌的暴富感，但总有一种骨子里的高贵。

前不久，几十位电影人来南通深入生活，我极力向接待方麦蒂酥食品公司的陈艳总经理推荐：住大饭店。实说，我就是特别想告诉那些明星和大咖，三十多年前，我们南通就有了如此高档的宾馆。我向喜剧艺术家巩汉林和金珠夫妇介绍，也许你们看到的不是超一流的硬件，但你们会看到超一流的服务，所谓宾至如归，你们就感觉吧！

同行的南通籍电影明星梁天赞叹：“一进房，看到茶几上摆的小点心，我就想起童年时爷爷奶奶经常给我们带来的脆饼麻糕，一下子心就暖了。我忽然特别想我父亲……”

梁天的父亲叫范荣康，是一位老报人，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前他改名换姓，投笔从戎，从南通濠河边上走出去，投身革命。再次回乡，范老是携妻子谌容（电影《人到中年》的作者）衣锦荣归，住的就是南通大饭店，吃的第一餐是粯子粥、炒蛼蛤、青蚕豆，还有芋头扁豆饭。那是N多年前的事了。而后，谌容老师见了我就会说：“南通的饭真好吃。”

我说，是南通大饭店的饭好吃。

我也爱吃大饭店的“饭”。每次返乡，不经意间我都会在桌上看到久别的南通土菜，比如肉皮三鲜、比如蚬子炒韭菜……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些看似简简单单又普普通通的美食的。一边张罗的女服务员莞尔一笑：“这是我们的传统，客人住进来之后，根据身份证显示，我们可以从家乡籍贯来决定菜肴的甜咸酸辣，可以从年龄长幼来决定食物的软硬火候。”

那天，我们一行半夜时分才到南通，我没想到，大饭店的现任总经理施军先生一身正装在门前迎候。他身上透着一种彬彬有礼的气质，带着南通老式读书人家特有的那种谦恭，让我们觉得是到博物馆参观，而不是到饭店下榻。我蛮有面子的，因为，我的家乡南通，还是个文化人扎堆的地方。

我以为，南通大饭店，正是千年古城崇川的一扇崭新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