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微

读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不时发现所载史实与司马迁《史记》有大相径庭之处。《竹书纪年》（又名《汲冢纪年》）是书写在竹简上的孤本编年通史，因陪葬战国魏安厘王而逃过后来的秦始皇焚书之劫，直至西晋被盗墓者挖出方见天日。当年博览群书的太史公司马迁久闻此书的大名，修史时很想找来作为参考，却始终无缘一见。《竹书纪年》的成书先于《史记》大约二百年，其史料价值和可信度不言而喻。两者对比阅读，以《竹书纪年》为《史记》纠错，亦深有趣味。

关于伊尹放商王太甲于桐宫一事，《史记·殷本纪》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返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在改过自新的商王太甲眼里，伊尹堪称古今完人，其恩德不逊于再生父母。然而，《竹书纪年》中对此事的记载着实令人感到意外：“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由此看来，伊尹非但无德无能，还是个先放逐君王、后篡位自立的野心家；太甲反而是个发奋自强的有为君主，他伺机除去逆臣，但是并没有赶尽杀绝，还让伊尹的两个儿子继承香火，显示出一代明君的大度。

我想举出的另一个例证，与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项重大发现有关，该发现直接受益于将《竹书纪年》作为这一断代工程的佐证依据。查阅以前的各种殷商史，都可见到商王盘庚迁都后商朝又历经七百余年而灭于周的记载，这当然又是源于《史记》的定论。其实这一说法早在三国时期西蜀学者谯周就表示过怀疑，他认为殷商跨时总共不会超过六百余年。果然，又是《竹书纪年》证实了太史公的说法存在很大的谬误，比较可信的说法应当是：“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至于盘庚迁都后殷商享国年岁，则为二百七十三年，从殷墟出土甲骨文提供的有力佐证来看，《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数据被“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可。

《竹书纪年》中的类似实例还能举出不少，读后甚至能让我们原先脑海中一些固有的史学观念彻底颠覆。尽管《竹书纪年》从晋初出土之日起就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争议，但时至今日，经过历代学者的潜心整理和研究，确认它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于是，它也就成为为史学权威太史公纠错不可替代的“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