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已去世近十年的沈德潜（1673—1769）万万没想到会遭到最后的清算，江苏东台栟茶场徐述夔（1703—1763）的一柱楼诗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认为，沈德潜是受到一柱楼诗案的牵连遭受清算，而近来学界有种观点，一柱楼诗案的深层次原因是乾隆要“收拾”沈德潜而致诗案发酵。

乾隆三年（1738），沈德潜江南乡试中举，这一年他虚岁已六十有六，古代很多人活不到这个年纪，很多人已颐养天年，可他的人生却从此开挂，这一年与他同年中举的徐述夔改变了他的“身后名”。沈德潜与徐述夔相识于何年？笔者未查到，封建社会读书人非常重视科举的同年，称“年兄”“年弟”，沈德潜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徐述夔生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两人相差三十岁，差不多就是两代人。

尽管两人同年中举，接下来的人生却是天壤之别。徐家本是泰州栟茶场著姓，徐述夔祖上世代经商，资雄一方。徐述夔是个读书的种子，少年聪慧，十七岁入泰州学为附生，三十五岁中举，正当他踌躇满志欲更进一步光耀门楣之时，他乡试文章中的一句话导致前功尽弃。清科场条例，凡中式文字会送京师，派员校阅，曰磨勘，字句有瑕疵者，降罚有差。徐述夔乡试考卷中有“礼者，君所自尽者也”，校勘者认为“自尽”不祥，以不敬论，罚停会试。这个处罚对徐述夔来说是毁灭性的，意味着科举之路断绝。此后，徐述夔在家中闭门著述，恰家中有楼名曰“一柱楼”，故著述有用楼名，如：《一柱楼编年诗》《一柱楼和陶诗》《一柱楼小题诗》，此外还著有《学庸讲义》《论语摘要》《蘧堂杂著》《想贻琐笔》《栟茶场志》《诗文》《诗余》《周易释义》《野菊花三十律》等。

乾隆二十八年（1763），徐述夔去世，其子徐怀祖将父亲遗稿《一柱楼和陶诗》《一柱楼小题诗》《周易释义》等刊印，请父亲的同年沈德潜为之作传，以尽为人子的一片孝心。这在封建社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意十五年后却导致轰动一时的“一柱楼诗案”，列清代“四大文字狱”之一，沈德潜也因此受到牵连。沈德潜与徐述夔因“一柱楼诗案”在历史上留下了交集，这个交集致二人“死后不得安宁”，“身后名”尽毁。

二、沈德潜与乾隆

沈德潜的仕途也是一个传奇，乾隆是他的“伯乐”。乾隆三年中举，四年中进士，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散馆后，乾隆十二年，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三年，以身体原因请求退休，皇帝仍然留他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又提出，皇帝同意他以原品级退休，但必须把《御制诗集》校对结束才能致仕还乡。回乡后，乾隆赐其人参，以示宠其行。乾隆十六年，他奉旨入京祝贺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十七年正月邀请他参加“曲宴”，并赋诗与之联句。这年沈德潜八十岁，乾隆赐“鹤性松身”匾额以及藏传佛教佛像和冠服。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给其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他再次入京为皇太后贺七十寿，赐杖。乾隆将七十岁以上文武大臣分为三班，每班九人称九老，沈德潜列“致仕九老”之首，命游览西山，并请内务府为其画像。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南巡，沈德潜、钱陈群等在常州接驾。乾隆三十年，皇帝再次南巡，沈德潜再次到常州接驾，加太子太傅，赐予其孙沈维熙举人出身。乾隆三十四年，沈德潜去世，皇帝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悫”。

纵观沈德潜的一生，用大器晚成来形容再合适不过，终得帝王宠爱，备受恩荣。其实沈德潜为乾隆服务也仅有十年，为何得到帝王的垂青呢？乾隆曾谕：朕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可见二人的“君臣之谊”多半是源于诗作。沈德潜自幼跟随诗词大家叶燮学诗，对自己的诗才十分自负。沈德潜考中进士才有机会见到乾隆，在此之前，乾隆已经听闻沈德潜的诗才大名，见到沈德潜之后，对其十分赏识，授予他翰林院编修之职，并让他担任侍讲学士，专门为自己讲解诗学。花无百日红，乾隆与沈德潜的君臣关系时间长了也有嫌隙。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德潜赴京贺皇太后七十寿诞，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皇帝阅后，对其中收录“贰臣”钱谦益、“名教罪人”钱名世作品，对慎郡王不恭，批语多谬误等多有指责。民国《满清外史》载：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据此，近世学者认为，乾隆就此心里大不悦，后来拿一柱楼诗案来清算沈德潜，并致诗案发酵，一柱楼诗案成为清代“四大文字狱”的背后推手就是沈德潜。民国肇建，社会上排满情绪高涨，历史事件中被加入了很多的虚构成分，《满清外史》中的记载如小说情节近野史，可信度不高。

三、沈德潜与一柱楼诗案

《清史稿·沈德潜列传》载：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由此可知，乾隆十四年，沈德潜退休后根据皇帝的要求把自己的诗集《归愚集》呈送御览，乾隆亲自为之作序，还称赞其诗和高启、王士祯不相上下。如果此时乾隆发现自己的“御制诗”出现在《归愚集》里，断不会为之作序，还赞叹写得好，也不会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沈德潜各种荣誉和封赠。沈德潜也没糊涂到在自己的诗集里收录御制诗，列传中也无沈去世后乾隆搜遗稿的内容。

要弄清沈德潜与一柱楼诗案的关系，还是要从诗案本身入手。栟茶一柱楼诗案的主角徐家和蔡家都是当地的大户，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乾隆三十三年（1768）东台建县，县里没有孔庙，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在栟茶场收集捐款以修建孔庙，但在收集捐款的过程中与同乡的监生蔡嘉树产生嫌隙，此后双方矛盾日深。到了乾隆四十三年，蔡嘉树以徐家土地上有蔡家祖坟为由购买这块土地，但价格低于徐家当时的购买价，当时徐家从蔡嘉树堂兄蔡耘手里购入价为2400两，蔡家只出960两，这笔生意徐家自然不会同意。此时朝廷正在编辑《四库全书》，令各地收缴违禁书。蔡嘉树以徐家祖上有违禁书之事要挟，逼迫徐家让步贱卖土地，此时徐怀祖已去世，其子徐食田当家。徐家也是地方势力，绝不会坐以待毙，徐食田在当年四月初六抱书赴县呈首。此时的谕旨很明确，只要在限期内主动呈书到官，即可免予追究藏书之罪。蔡嘉树如意打算落了空，但仍不死心，四月初九也赴县检举。东台县见呈首逆书，不敢怠慢，立即将《一柱楼诗集》等呈解到省。原被告双方你来我往，一会儿对原告蔡家有利，一会儿对被告徐家有利，本来这个案子还没有进入乾隆的视野，只是由于江苏学政刘墉的一封奏折，诗案一再发酵，致不可收拾。

当时刘墉在金坛县按试，即负责县里考秀才的公务。如皋县童志磷（蔡家总管）投递呈词，并缴出徐述夔诗集一册，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说是“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是以呈出”。刘墉翻阅徐述夔这部《一柱楼小题诗》后，觉得“语多愤激”，便将此事移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进一步搜查办理，同时具折奏报乾隆皇帝。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折及一并呈送的徐述夔诗著后，十分重视，立即于八月二十七日通过军机大臣寄发给暂管两江总督高晋、署两江总督萨载以及江苏巡抚杨魁一道密谕，声称“徐述夔身系举人，而所作诗词多愤激，使其人尚在，必应重治其罪”。后来，乾隆接到萨载的奏折并看到附录的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悖逆之句”后，不由得火冒三丈。他立即于九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天之内连发四道谕旨。乾隆的用意十分明显，他就是要借严究徐述夔“悖逆”诗著案，达到严惩这些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吏，同时彻底查禁这类“违碍”“悖逆”书籍的目的。

一柱楼诗案导致沈德潜“夺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皇帝收回所有他生前赠与的荣誉，把牌位从贤良祠请出，取消谥号，推倒墓碑。这种清算，在封建社会是对一个人的彻底否定，是十分严厉的。乾隆对沈德潜有多痛恨？难道是有多爱就有多恨？笔者认为是乾隆对于徐述夔愤恨态度的升级，影响了乾隆对于沈德潜的态度。尤其是当乾隆发现沈德潜所书写的徐赓武（徐述夔弟弟）“冤雪”一事完全不符合事实后，旋即认定沈德潜是贪图利益之人，继而完全丧失了对沈德潜的信任。另外，从乾隆对老臣张廷玉的态度也可见其一贯作风，为“江山社稷”可以罔顾一切。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作怀旧诗，仍把沈德潜列入“五词臣”末位，其他四位分别是梁诗正、张照、汪由敦、钱陈群，其实乾隆还是“爱”他的。

（参考书目：《清史稿·沈德潜列传》《徐述夔诗案资料集》《栟茶镇志》《写在历史的边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