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可

《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是陈垣的典范之作。据其学生刘乃和说，“标题用举例释例，以言其是范例，不是众多现象的罗列。如后一书不但对元代书校勘时适用，且对校勘学及其实践都有指导意义，因此1959年科学出版社排印时，他将此书改名为《校勘学释例》”。可是“他在北大教过的一个学生，曾将《史讳举例》补写，拿给他看，他说：‘补得虽多，而未出其例。我只举例，其余自在其中，实可不必补。’这同学文章当时未发表，援师去世后，前几年还是刊出了，内容仍未超过《举例》。这就是他用举例释例为题的深邃妙用之处”。虽然并未指名道姓这旧门生是谁，其实即蔡尚思。

《史讳举例》“廿二年冬励耘书屋锓板”。1934年11月，陈垣送给了蔡尚思一册，而蔡尚思“拜读之后，敬佩弥深。因心向往，遂生陋见”，写就《读陈援庵先生讳例》，并于12月9日随函寄呈陈垣请教。奈何陈垣复函无存，如何回应不得而知，所可知者，蔡尚思在12月20日去函之中说过“吾师勉以行文修洁与避免世俗嫉忌”的话，可谓“忠告而善导之”。同时附寄了修改稿，“至于发表与存留皆可不必，恐重吾罪而贻人讥也”，不知道陈垣又作何回应。1985年，蔡尚思文改题《论陈垣老师的历史避讳学》发表在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5集上，“从抗日战争到十年内乱，遭遇多次浩劫，终于从一大堆废纸中找到，真是喜出望外。现在距离陈老师逝世已经超过了十多年，而我的看法仍然未变”，难怪乎刘乃和说蔡尚思是“不体会‘例’的用意”。

无独有偶，1987年出版的倪其心《校勘学大纲》认为《元典章校补释例》“只以一种古籍为实例，因此也不免局限，不能更为广泛地选择各类古籍的典型事例”，自然也应归入“不体会‘例’的用意”之列。所谓曲高和寡，能够体会其苦心孤诣的终究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