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留伯

父亲出生时，我们家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家中开有油坊、豆腐坊，还有酒坊。爷爷辈五房就他一个“惯宝儿”，要心不会给肺。父亲从七岁起就开始尝酒，十五岁时，就能上桌陪客了；十七岁那年，父亲有了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抗战后期，我大舅在新四军如西独立团任班长，父亲摸到了部队驻地看望大舅，大舅将一只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的军用水壶送给了父亲。手捧锡制的扁平水壶，那不大不小的精制模样和带着战利品荣誉的标签，父亲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总觉得继续用作水壶，少了应有的分量和用场，于是，水壶成了父亲随身的酒壶。从那以后，只要出门，父亲便用它灌上酒，不是背在身上，就是挂在脚踏车的龙头上。直至后来父亲当上了民兵中队长，父亲的“酒瘪子”，更是成了他“干部身份”的“标配”。

1949年4月，民兵大队长丁正槐率如泰千余民工随解放军南下，父亲先是他的通信员，后来当上了中队长。出征前，他将酒壶灌满酒背在身上，途中就像《渡江侦察记》电影里的老班长一样，乏了困了拧开壶盖“麻一口”，长了精神再继续前行。一天部队到达江西某地时，大队长左脚踝突然崴伤，父亲急忙取下酒壶，让大队长喝上几口，紧接着用酒涂抹伤处，经这一番处理后，既加快了活血，又减少了痛感。很快，大队长又精神抖擞地奔走在民工队伍的前头。因为在支前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父亲身背他的“酒瘪子”，荣幸地接受了上级授予他的个人三等功奖章。

父亲支前回乡后正值壮年，酒量似乎也在鼎盛期，没半斤不过瘾，有时早上就开酒瘪子。在父亲心里，或许为的不是那口辛辣味道，他真正留恋的，是与大舅(大舅是1945年在永安沙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那份情感和对抗战战利品的别样情怀！

后来，我姐会织毛衣了，父亲叫她给酒瘪子织了个“外套”，还让我妈给他在脚踏车大杠下缝制了三角袋，不言而喻，那是专为他的那个宝贝准备的。

一次，父亲去泰兴珊瑚办事，遇到一个在医院当会计的朋友，对方盛情留他吃饭，并另请了几个朋友相陪。酒足饭饱后，有一朋友早就知道父亲车袋藏酒的秘密，趁他不备来了个“偷梁换柱”，将他的一壶酒换成了一壶水。父亲第二天喝了几口“珊瑚水”方知上当！见一纸条上写着：“丁兄以物换物，两不吃亏，欢迎下次再来！”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当年，泰兴一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参军，父亲特备酒宴，邀其一家来我家做客。那天，我妈妈的姨妹也来了我家。她如皋中学毕业，参加“四清”工作队时还入了党，人也生得漂亮。主任的儿子与她碰过面后，一见钟情，有意请我父亲来做大媒，哪曾想那姑娘也同样看上小伙，如此“天作之合”的姻缘，让父母当了个现成媒人。主任为表谢意，特地拎来两瓶古井贡酒，父亲见了自然是喜不胜喜，客人走后，忙将两瓶酒藏在了奶奶陪嫁的橱柜里，一直不舍得喝。

1978年6月的一天，父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告诉我们，父亲活不了几个月了，尽可能地满足他的要求，让他最后开心一些……父亲的酒量也由半斤渐渐降至二两，那时买酒虽然也凭计划，但一般的酒还是能买到的。就是到了这个时候，父亲仍然是喜欢用他的“酒瘪子”装酒喝。酒放床头，疼痛难受时就来一口。

那年夏天，高温难熬，蚊虫叮咬，加之癌魔袭扰，父亲常是昼夜难眠。无奈之下，我就陪他到室外走走，边走边聊，好让他能分散一点痛苦感受。父亲都忘不了带上“酒瘪子”，歇息时“咪”上一口，疼痛时下意识地来来回回拧几下壶盖子。

为了不留遗憾，我们征得父亲的同意，取出了他珍藏多年的那两瓶古井贡酒，倒进了他的酒壶里。这时他已呈半昏迷状态，也许是身体消耗脱水而口干舌燥，他以酒当水，一喝就是一大口，而且一会儿就要喝，醒来就摸酒壶，坐起也是手拿酒壶。摸不着时，还会发一通邪火：“我的酒瘪子呢？”为了不让他喝醉，我们只好违心地往酒壶里掺水，当他迷糊时，喝下去就连声说：“好酒！好酒！”当他清醒时，又会问：“这酒怎么淡而无味？”这时，我们也会心生遗憾：父亲身体好时，怎么没将这两瓶好酒让他享受呢？欣慰的是，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还是用他心爱的“酒瘪子”喝完了他珍藏的那两瓶古井贡酒！

父亲走后，我们将“酒瘪子”放在棺材里，作为陪葬品让他带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的哀思也装进了父亲的“酒瘪子”，永远地陪着在天堂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