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永乐至清末，王桐港因河岸坍塌、河道淤积，曾屡经整治，但由于史料所限而不见记载。及至清末民国，“四安市与石港接壤之十五总灶田，纵横约七里，地颇低洼，大雨即成泽国”，治水需求迫在眉睫。

四安士绅、公益人士徐继宸（字子云，1931年任中国红十字南通分会第二任会长）首挑重担：宣统年间，由其“发起浚港之议，赞成者四十余人，禀请农会详州示谕在案，旋因场署延搁，致兴工未经告竣旋即中止”。1915年夏，因又发“大水，业佃交困，苦不堪言”，徐继宸再次邀集讨议，自1916年4月起在四安镇区至“王通港一带开始测勘开浚”。至4月20日，“王通港向东有奉谕之王君鉴清、刘君大余开成四分之三”。为保障施工顺利，徐继宸自掏腰包，对“暂居公路之贫民及厝公路之柩解囊津贴……并措办渡船三只，以备暂时交通”。1917年春，徐继宸又发起并完成了东段开浚工程，“将王通港东达运河（即金石河），与田畴、交通均占利益”。是年6月即有报道云“农民小秧需水悉赖此工程，无不啧啧称便”。

张謇也曾主持疏浚王通港。他积极“贯彻南通水利以人胜天之初旨”，为南通水利奔走呼号，筹集资金，建筑涵闸，开浚港河。据其1921年8月所撰《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划》，在他的“已办港河工程”中，就有“民国六、七两年一再开浚四安区之王通港”。史料显示，当年疏浚王通港系由“徐继宸诸君逐日督工，异常辛苦”。另据张謇记载，除了主持疏浚王通港外，他还用银一万四千余元新建了骑岸镇闸，旨在“引西亭、四安、石港、骑岸四区之水”，多管齐下，破解四安东乡等地的旱涝难题。

然而，治理之路并非坦途。因1918年春兴工之河“仅开深三四五尺不等，无济于事”，次年仲秋，又“经徐桂林、王秉国、王达璋、王达荣、徐继宸等具禀七场水利局商借款项，承担清偿责任，由王通港向东开至运河”，进一步强化河道功能。

1937年1月，南通县建设局征工浚河，全县浚治河道十余条，王通港位列其中。四安区随即开浚，待浚河工事完毕后，县长洪声、建设局局长彭禹谟等亲往验收。

当地河道虽屡有整治，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水利事业的系统性发展，王桐港才彻底摆脱了“因河道不通，水旱成灾”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