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潘兰珍像

陈独秀像

1941年，陈独秀写给魏建功的诗（羌松延供图）

作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曾经名扬海内外的陈独秀，陪同他度过最后一段坎坷人生之路的，竟是一位南通籍普通工人——潘兰珍。

潘兰珍，又名潘若云、潘云仙，1908年出生在南通县余西镇大悲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岁时跟随父母逃荒到上海。为减轻家庭负担，潘兰珍10岁时到一家纺织厂做包身工。后由其父介绍到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因受一流氓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夭折后，潘兰珍被抛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爱子陈延年、陈乔年被国民党追杀相继就义。国民党当时悬赏三万大洋全国通缉陈独秀。1930年下半年，孑然一身、东躲西藏的陈独秀隐姓埋名，藏身于上海熙华德路石库门的一间陋房里，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潘兰珍，并逐渐走到了一起。潘兰珍以菲薄的薪水维持生计，料理着老先生的饮食起居。

1932年10月，因叛徒告密，陈独秀在虹口永兴里被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监狱关押。潘兰珍此时恰不在家，后来才知道与自己生活了两年多的“李老头”被捕了，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经历晴天霹雳之后的潘兰珍，决定辞去工作，把养女小凤仙送往南通娘家后，打点行装前往南京。

身陷囹圄的陈独秀也放心不下潘兰珍，他在12月13日致信友人，望转告潘“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在得知潘兰珍欲来南京时，陈独秀再请“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潘兰珍虽文化程度不高，却很有胆识。她毅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点零活维持生计，并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和潘兰珍辗转西去武汉、重庆，最终定居四川江津偏僻的山村鹤山坪。后因故乡安庆失守，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带着失明的祖母及妻儿也流亡到四川。潘兰珍不辞辛劳，操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陈独秀一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病魔缠身。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潘兰珍的陪伴和照料。陈松年回忆说：“她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了。她平时少言寡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都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生。”1942年，陈独秀的病情日趋沉重，于5月27日晚病逝。他给潘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遵照陈独秀遗言，潘兰珍在四川农场劳动四年，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一小学食堂工作。她和养女小凤仙曾在南通、上海团聚。因患子宫癌，潘兰珍于1949年11月病逝。

或许是与南通有缘，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陈延年曾直接指导和帮助南通的党团建设，积极在南通进步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并于1924年亲自到南通开辟工作。而在陈独秀艰困潦倒之时，除有潘兰珍的陪伴外，还有两位南通人也曾来到陈独秀的身边。

1933年夏秋，因慕陈独秀之名，海门有一位叫陈训廷的人到南京的监狱探望他。两人一见如故，初期互道钦佩，中期交换著作，也互称对方有卓见，后期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虽有争执，但很快又重归于好。陈独秀还托“志希（罗家伦，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孟真（傅斯年）二兄，为寻一相当职业，使陈君得以常居京中”。由此可见陈独秀为人之热忱及二人交情至深。

海安籍学者魏建功与陈独秀的往来更令人敬佩。出狱后的陈独秀致力于编写推进汉字大众化的《小学识字教本》，但已无精力完成校订出版等事宜。当时，魏建功“奉教育部调令”专任“大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之职，于1940年6月迁居江津县白沙镇。陈独秀因此得到魏建功的鼎力帮助。陈独秀曾致信魏建功：“拙稿经建功兄校正，有所修改或加注，为益实多。”更在信中明言：“拙作得兄校改，何幸如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此后两年间，魏建功还与处于困境的陈独秀就音韵学问题“往来通信27次之多”，以至陈独秀生前未写完的最后一封信也是写给魏建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