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勋
2019年5月15日，朱剑出席“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新闻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并为11支采访分队授旗。 记者 徐培钦摄
我们的老书记朱剑同志驾鹤西去整整一年了。这一年他似乎没有走，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脑海中显现。他的那两本书——《朱剑文存》和《朱剑回忆录》就放在我的案桌上，常常翻开，仿佛我们在一起共同回忆往事，是那么贴近、亲切。但他真的走了，没有一声招呼就走了，我们再没有了相聚在一起的欢声笑语，再没有了结伴而行的互相关照，再没有了促膝谈心、放飞思想的喜悦。一想起这，心里就非常难过。
难以忘怀我们半个多世纪相处的日子。1962年7月初，我从江苏省委机关调回南通，分配在市委办公室工作，到市委机关报到，接待我的是朱剑同志。我们一见如故，他热情而又随和，向我介绍了市委和办公室的一些情况，交代我一面工作一面熟悉情况，并将我介绍给办公室同事们认识。他平易近人、年轻干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市委秘书长，还兼任南通日报总编和南通广播电台台长，工作很忙，但是他很关心我这个新到办公室工作的人，两次利用星期假日，邀我到他家去做客，还亲自上灶做了几个菜。他爱人冯昭我是认识的，我在省委《群众》杂志工作来南通采访，她和乔显曾同志接待过我。在他家见到了冯昭，更多了亲切、自然的气氛。
市委办公室的工作是在秘书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紧张有序，让我学习了不少东西。1964年4月，他下放基层锻炼，免去秘书长职务，到南通国棉一厂任党委副书记兼党委政治部主任，我被提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因工作关系与他保持了经常联系。不久我们又一起被抽调参加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赴徐州搞“四清”。回来后朱剑调任国棉二厂党委书记。这一年“文革”爆发，市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邢白任组长，成员有江行、曹从坡、张国梁和我，我兼任“文革”办公室主任。市委分工邢白和我在“文革”第一线，我们首先受冲击。在机关陷于瘫痪的情况下，市委借调朱剑回来任“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他来后开了一阵“救火车”，也和我们一样成了“打倒”的对象，我们共同的罪名是“走资派”“旧市委的黑干将”。我们还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反省”。我们都对这场运动不理解，也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忧。我们互相鼓励“相信群众相信党”，坚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底线，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避免了犯历史性的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市委的安排，朱剑到城建系统，我到宣传文化系统，做了大量整顿、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的工作。1980年我们两人先后进入市委常委领导班子，他先后担任市委秘书长、市长、市委书记，我先后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后来他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我也于1991年4月到市人大常委会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几十年间，我们合作共事，并肩奋斗，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休以后，我们有了更多机会交往，对他为人做事也有了更多了解。他是我的老领导、好大哥，他平凡的一生光彩照人。
以不忘初心的理想抱负
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
朱剑是在战争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年17岁。为了表达他忠于党的事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他将自己原名朱德宗改为“朱剑”。朱剑就是“红色之剑”的意思。他参加革命的时期正是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斗争形势极为复杂的时期。他积极参加了惩奸、土改、参军等群众运动，立场坚定，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得到领导的肯定，由区委的一个干事，被提拔为区委委员。1946年的下半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向我解放区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发起自卫还击，战争打响了！敌人的清剿扫荡，还乡团的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残酷，南通县委决定创办一张《南通大众》报，调朱剑等三人承办此事。朱剑不畏生死，和两个同事身背油印机，手拎钢板油墨等工具，深入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完成采访、编辑、油印等任务，将《南通大众》报通过地下交通线发送到干部群众手里，鼓舞群众斗志，坚持敌后斗争。一次朱剑“跑情况”与敌人遭遇，受敌人袭击，腿脚受枪伤，他仍冒死坚持在斗争第一线……
1949年2月，南通城解放，朱剑被挑选首批进入南通城，先后担任港闸区工委委员、宣传科科长，市委秘书、市委宣传部教育科长等职务。他仍保持了战争年代作风，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干，而且一定要干好，干出成绩，不辱使命。1956年初，毛主席号召全党学哲学，领导干部要研究经济工作。南通市委决定建立市委干部培训机构，任命朱剑担任党训班主任。朱剑立即行动，把党训班建立起来以后，接连办了几期培训班，学习效果很好。党训班是市委党校的前身，朱剑是市委党校的创始人。
1958年初，市委意识到党的宣传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决定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把南通日报社与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合并组成联合编委会，任命朱剑担任南通日报社总编辑兼南通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并在后来免去了他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职务。朱剑愉快接受组织安排，团结带领报社、电台工作人员，一面抓典型、抓思想、抓“苗头”，创新新闻报道，开辟“短平快”的言论专栏，加强报道的思想性和宣传的针对性，他前后亲笔写的评论就有近百篇；一面组织开展以干部、职工为主的读报用报活动，加强与读者群众的联系沟通，把宣传报道搞“活”，报纸的发行量大增。他千方百计向上争取，把被停多年的无线广播重新恢复，受到听众的欢迎。
1959年，天灾加“人祸”，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困难危难之际，市委调朱剑到市委任秘书长，受常委会委托检查落实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克服“大跃进”运动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影响，并主持起草《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的十项规定》《关于改进领导若干问题的意见》，经市委全会讨论通过执行。
1964年，省委对南通市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郁谦书记调省工作，从南京调来贾世珍同志任南通市委书记。贾世珍在和朱剑交谈时，朱剑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当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市委决定在国棉一厂党委建立政治部试行学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派朱剑去国棉一厂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朱剑愉快接受市委的决定，全身心投入到国棉一厂的试点工作中去，很快在全厂建立了政治工作网络，把工会主办的厂报《东方红》升格为党委政治部主办。全厂形成以生产为中心，开展切合实际、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朱剑在南通国棉一厂工作时间不长，但这却是他一生经历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转身”。“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后，被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借调去“抓革命促生产”，先后任电子工业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参加了钢铁焦化厂和小化肥工程会战，1972年南通合成氨厂建成，被任命为合成氨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5年调任市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粉碎“四人帮”后调任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朱剑曾说：在“文革”的背景下，以一个“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身份抓经济工作确实有“戴着镣铐跳舞”的味道。但“我始终坚守一条，我对党是忠诚的，无论组织上安排我做什么，我都要认认真真地干好”。
以改革开放的勇气魄力
奠定南通经济腾飞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剑有幸进入中共南通市委核心领导班子。在1981年初召开的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文革”后首任南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在1983年南通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举行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地市合并后的首任市长。这一时期的老领导先后还有邢白、谢克东、王益众、吴镕等，他们曾先后担任南通市委书记，都对南通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朱剑在职时间最长，且从市长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连续十几年。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南通改革开放实现了第一次飞跃。
南通滨江临海，交通闭塞，是一个“半岛型”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相当封闭，国家重要建设项目根本放不到南通来，自己搞的一些项目大多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南通要实行工业化现代化唯一的出路就是走改革之路，走对外开放之路。朱剑同志面对现实，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争取扩大对外开放上。他带领市党政代表团先后赴上海、厦门、珠海、深圳等沿海城市学习考察对外开放的经验，并在紧靠香港的国家经济特区深圳建立了联络处，同时建立了全省第一家地方经营的“江海经济发展公司”，探索通过深圳和香港建立联系海外的桥头堡和通道。他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扬敢闯敢试精神，充分利用南通轻纺工业基础强的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通过创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办成了国棉二厂补偿贸易项目，建成了全省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力王公司。
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广州、珠海、厦门和上海以后，提出 “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获此信息，南通成立了以朱剑为组长的“对外进一步开放筹划领导小组”，准备了充分的汇报资料，并派人专程赴南京向有关领导作详细汇报。在顾秀莲省长大力支持争取下，南通终被列入到全国首批开放十四个港口城市的名单里。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对外宣布批准南通市为首批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乘上了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头班车。在全国新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中，南通的条件算不上是最好的，但在实施中南通对外开放的指标和措施，许多都走在前面，并得到国家高层的看重，为此胡耀邦总书记专程来南通考察，极大地推动了南通的改革开放进程。
以文化自觉的博大情怀
推进“美丽南通”的全面建设
朱剑热爱南通，家乡的“一草一木总关情”，建设“美丽南通”是他的梦想。他关心狼山风景区的建设，在多个场合强调不许在长江岸线搞项目乱搭建。他与曹从坡获知范曾有意在家乡狼山广教寺为高僧造像，即以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国佛教协会提出申请，得到赵朴初会长的积极支持。他还委托我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徐虎同志约谈市港务局局长江峥，对长航系统规划的长江岸线“浅水浅用、深水深用”作调整，严格规定长江岸线港口建设项目必须保持与狼山足够的距离；必须留一段“生活岸线”，让市民到江边游玩；必须保护好江边自来水取水口不被污染；必须让过往南通江面的客轮旅客看到被誉为“水石盆景”的五山等等。这些都是很有远见的。他80多岁高龄还陪南通籍人类学专家周国兴到军山南麓考察。向市委、市政府建议在军山建立原生态自然保护区，保护军山珍贵的原生态自然资源，为狼山风景区建设竭尽余力。
“文革”期间，濠河几乎无人管理，濠河被周边几十家工厂包围，被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严重污染。河水发黑发臭，行人要掩鼻而过。陈世魁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时，会同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徐虎对濠河周边工厂企业和居民生活污水排放的状况进行了调查，朱剑在市政府主持制定了濠河10年整治和建设规划，成立了濠河整治委员会，并亲自挂帅，任濠河整治委员会主任，当了南通第一位“河长”。市政府还规定，濠河治理是长期任务，历任市长都要兼任濠河整治委员会主任，成为市长的“接力棒”工程。在他主持下，濠河周边几十家企业悉数搬迁或关闭，把居民生活污水集中排入污水管，切断了流入濠河的污水源，又引长江水改善濠河水质。经过几届政府的不懈治理，终于还给了南通人民一个美丽的濠河。
南通是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十四军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清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七战七捷”，都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南通“七战七捷”纪念馆、红十四军纪念馆和反清乡斗争纪念馆的建成，他都是倡议和推动者之一。他重视红色文化的宣传和传承，他参加《南通日报》开展的江海文化大讨论，写文章提出红色文化是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耄耋之年，他连续七次在清明节前后，带领一群“红二代”到如东景安地区“耙齿凌”烈士陵园，纪念安息在那里的革命老前辈王野翔同志和牺牲在那里的抗日烈士。
他非常敬重他的老前辈、老领导，如赵琅、周伯藩、王野翔、谢克东、林克、邢白等，总是不忘他们在南通工作期间为南通人民作出的贡献。他为几位老领导写纪念文章，弘扬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一些从南通走出去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志和曾在南通工作的老同志，回到家乡或故地重游，都要见一见朱剑同志，朱剑同志总是热情接待，他家成了老同志的“接待处”，让这些老同志深感“宾至如归”，对南通留下美好印象。
朱剑同志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生在南通，长在南通，从参加革命到光荣离休，一直没有离开过南通。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他深爱的家乡南通。南通，就是他毕生奉献的舞台和丰碑。
（作者为中共南通市委原副书记，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