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日前，笔者整理收藏的资料，发现了一本55年前的《劳动手册》。翻阅之后，一页页远去的历史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以下简称《二十三条》），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小四清”运动上升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大四清”运动。江苏的“大四清”启动于1964年。“江苏省委为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决定对全省城乡‘四清’运动的部署，加以重新调整，要求从当年秋冬起，农村每个专区集中搞好一个县，全省搞好七个县，即新沂、涟水、大丰、邗江、海安、句容、太仓。”（见《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93页。） 笔者当时刚上小学，记得老师教给我们一首歌：“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阶级队伍组织好，地富反坏垮了台。我们团结中农向前进，资本主义根子挖出来，挖出来……”

按照省委要求，为防止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工作队开展工作，有着铁的纪律，严格的规定，例如工作队员必须跟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吃，也就是工作队员不能搞生活特殊化，要一律吃派饭，不允许另开小灶，也不准吃群众的鱼肉蛋。同住，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席郭曰方，是第一批在海安搞“四清”的工作队队员，他来到海安县。“按照分工，郭曰方住在平等公社明道大队一户姓吴的贫穷农民家里。”“吴家7口人，5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1岁，5个孩子挤住在一间破旧的草屋内，只有一张破床，一条破被子。男女主人住在另一间屋子里的西头，在中间用篱笆泥墙隔开，郭曰方住在另一头。”（见《郭曰方的诗意人生》郑培明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出版） ，至于“同劳动”，当年的工作队员王友和在《忆“三同”》一文中写道：“按照社教工作队团部的要求，工作队员每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少于三个半天，领导要带头参加劳动。当时，我们在《‘四清’通讯》上看到题为《老匡赤脚下田》的报道，说的是双楼社教工作团团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迹，对工作队员们鼓舞很大，大家都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的农活有除草、施肥、治虫等”（见《海安文史资料》第11辑108页）。

海安县是江苏省委确定的“四清”运动试点县之一。四清工作队进村后，第一步是扎根串连。即依靠不担任干部的贫下中农，揭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四不清问题。工作队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将干部分成四类，一类是好干部，二类属于四不清问题较轻的，三类是问题比较严重，四类是问题严重的。笔者所在的海安县南莫公社杨舍13队，工作队发动贫下中农揭发了生产队长孙磬山不跟社员同劳动，经常多吃多占的“罪行”，孙磬山被斗争后，离开了生产队，到福建山区当了一名砍运毛竹的零工，直到1968年才遭当地清理回到老家。

“四清”历时4年，全国先后参加工作队的各级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有200多万人。如今，我发现的这本55年前的“劳动手册”，记载的是当年社教工作队雅周分团团长的刘开渠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它打开了一扇观察 “四清”工作队员 “三同”情况的窗子，是很少见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