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特别伤心，直到有一天邻县的一家医院派人专程接母亲去手术室做麻醉，声称要是母亲不去，那台手术根本无法完成。

□刘剑波

小镇人习惯称医生为“先生”。他们在路上遇到我母亲，都会叫一声“孙先生”。“路上”是指从我家去诊所的那段距离。诊所就在我家对过，但隔着一道沟壑，那道沟壑很宽，坡度平缓，彼岸就是鞋匠春支家，再往前走几步就是“麻木队长”家。诊所就坐落在春支家南侧。我母亲有时会翻过这道沟壑去诊所上班，叫她“孙先生”的小镇人往往会在春支家门口遇到她。更多的时候——比如雨后沟壑积水——我母亲会从包桂红家门口左拐去诊所。左拐就是唐麻子家。从唐麻子家门口往南，就是春支家的东山头。走这条路，跟我母亲打招呼打得最多的，当然是包桂红和唐麻子。包桂红的女儿叫包如姜，是我中学同学，同过座。有一次上化学课，教我们化学的黄汉升老师提问包如姜，水的分子式是什么。包如姜答不上，我使坏，在纸上写了“H30”，推到她面前。包如姜如获救命稻草，得意地大声回答：H30！我现在仍记得黄汉升大发雷霆的场景，他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在讲台上左冲右撞。有一次他教生物课，讲人体的骨骼。他指着自己的下巴，问我们这是什么。我在底下小声说：屁股帮子。他耳朵尖，听到了。我现在想起他生气的样子，仍忍俊不禁：他嘴大张着，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包桂红的本行是修车，跟陆善堂和陈希芳一样，家门口就是露天修车铺。除了修自行车以外，包桂红还吹唢呐，唱京戏，主要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腔。包桂红脸形酷似浩亮，声音也与后者接近。有一次中午放学，恰在东街头的那条南北马路上遇到公社组织的彩车队环乡游行。彩车队由8辆彩车组成，内容为8个革命样板戏。当头的彩车是《红灯记》，只见包桂红穿着不知哪儿弄来的铁路工人制服，高举红灯，站在李奶奶和铁梅身后，岿然不动，气势吓人。所有目击者，包括我，都被镇住了。我不由自主地跟在彩车后面跑起来。我其实是想看看包桂红的“不动”到底能坚持多久。彩车一直往南行驶，过了“东海部队”西路口，进入十二大队的地盘，其间，包桂红高举红灯纹丝不动。不仅包桂红这样，别的彩车上的杨子荣、郭建光、严伟才、白毛女等人均如此。我不由得担心起来：绕全乡一周，至少要大半天，他们要小便拉屎怎么办呢？小镇上脸麻的人不少，但唐麻子无疑是麻得最厉害的一个，但他的几个子女脸上都很光滑。唐麻子是商店职员，平时喜欢咋咋呼呼，信口开河，用小镇人的话说，就是“老相”“发甩”。有一次长沙中学邀请唐麻子作为贫下中农代表去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唐麻子又发起甩来，用普通话开讲。但唐麻子根本不会讲普通话，那只是本场话的变调而已，比如，他把“吃”说成了“切”。他一上台就说：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鞋子（孩子）们切（吃）点心的问题。引得哄堂大笑。

在我童年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母亲是一位医术精湛，妙手回春的大夫。这一印象来自于一张五十年代母亲在部队大院拍的穿白大褂的照片。白大褂罩在军服外面，母亲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导音管（胶管）大幅度垂挂下来，然后又攀援上去，形成一个美妙的弧度。这个弧度以听诊头伸进白大褂的胸袋而告结束。照片里的母亲矜持地对着镜头微笑着，显得又威武又将气。然而有一次，小镇一户做馒头的陶姓人家请母亲上门看病。母亲的业务水平受到了挑战，最终败下阵来。陶姓人家对母亲极尽诋毁之能事。听说此事，我受到极大伤害，同时内心有什么东西坍塌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母亲并非医生，诊所缺人手，才将母亲作为医生使用。母亲的看家本领其实是护理，尤其特别擅长的是麻醉。而那张照片里的母亲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3医院某病区的护士长。那段时间我特别伤心，直到有一天邻县的一家医院派人专程接母亲去手术室做麻醉，声称要是母亲不去，那台手术根本无法完成。这件事修复了我内心的创伤，我仍然觉得母亲是最棒的。那时，长沙公社卫生院也频频用手扶拖拉机来接母亲去帮忙为病人输液。母亲总能在错综复杂的草丛中迅速准确地找到生命的小径，令年轻的护士汗颜不已。

母亲严肃冷漠，不苟言笑，鲜有温情。我曾经以为这是母亲的军旅生涯所致。小时候，每逢周末，我和姐姐、弟弟去小镇的南边接在县医院上班的母亲。那时的公路很原始，厚厚一层沙灰，公共汽车在上面行驶时，远看就像一条蜿蜒的泥龙。一个星期没见母亲，我们都很想念她。我爬到一棵树上向远处的招呼站方向瞭望，姐姐在树下仰头问我，看到了吗？我说，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过了会儿，姐姐又问我，看到了吗？我说，我只看到风把沙灰吹到天上去了。姐姐很气馁，一屁股坐在地上教弟弟玩挑绷绷。这时我看到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影，因为距离太远，人影很模糊。我固执地认为，这就是母亲。我又紧张又兴奋，心怦怦直跳。人影变得清晰了，正是我们的母亲。母亲骑着女式自行车，整个人趴在车龙头上，自行车的车轮在几寸厚的沙灰里往前艰难地转动着。我激动地喊着，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姐姐和弟弟从地上跳起来，我省略了下树的步骤，从树枝上一跃而下。我就像掉进了干燥的泥潭里，整个人都埋了进去。当我站起来时，无数泥沙组成的瀑布从我身体的各个部位倾泻而下。

母亲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都欢呼着迎上去。母亲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差点摔在地上。终于见到了母亲，我们都欣喜万分，我们都渴望得到母亲的亲昵举动，比如抱一下我们，或在我们的额头上亲一下。但母亲不仅没有这样的举动，甚至连笑脸也没有。母亲很不高兴地责怪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接着，我们和母亲一起走着回家。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回家的路漫长得就像一个人的一生。长大后我才知道，多年前的那场家庭灾难折断了母亲的生命之旗，那时她才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