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跃

重读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感受最深的是女主林道静青春岁月里的三次“突围”。

林道静的出身很是特殊，她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是居住在北平的道貌岸然的大地主，同时还兼有种种“大学士”“院长”“校长”等等煊赫头衔的社会名流；而她的生母却是佃农的孙女。因为父亲，她有了读书的机会；因为生母，她从小就受尽了养母的虐待。养母之所以大发慈悲，同意林道静读书，自有她的心机：女孩有了一定的学历，就能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自己也就有了后路，她视林道静为自己人生的一个砝码。果然在林道静高中毕业之际，在林家衰败之时，养母便包办婚姻，逼迫林道静嫁给一个官吏，以成为她的“摇钱树”。接受了多年新思想熏陶的林道静，自然不甘成为旧时代的殉葬品，她要抗争，她要挣脱，她要赢得自我的尊严。

养母断绝了林道静的供给，林道静上大学的梦成了泡影，于是，她义无反顾地逃离了冷酷的旧式“家”的藩篱，只身出走北戴河。这是林道静青春岁月的第一次“突围”。

单纯而沉溺于幻想中的林道静，徜徉于北戴河的海滨，她悠闲地吹着口琴，以为前景亦如海水一样：蔚蓝、明净，还闪烁着银色的光辉。可现实却让她猝不及防，别墅前“华人与狗不得通过”的刺眼木牌，海滩上无路可走的干瘪羸弱的母子，更有甚者，她暂时栖息的小学，校长居心叵测的让她做县长小老婆的圈套，一次次地将她的幻想搅得粉碎。

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则万念俱灰。天地之大，却没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的立锥之地。涉世未深的林道静，在一个暴风雨的漆黑夜里，试图选择大海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而就在她正要纵身扑向大海之时，一双温暖的臂膀抱住了她。于是，北大学生余永泽，便以骑士和诗人的风度闯进林道静的心中。两颗年轻的心贴在了一起，他们在北平筑起了爱的小巢。余永泽温婉的甜言，柔美的蜜语，一度让林道静倍感抚慰，她视余永泽为“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传奇故事中的侠客”。

然而这一“英雄”“侠客”，看重的只是个人的小天地，他喜欢的是钻故纸堆，是红衣添香夜读书的趣味。他将时代的呐喊关在了象牙塔之外，也将精致的个人主义暴露无遗，他希望林道静也能与自己同舟共济。然而生性叛逆的林道静决不愿成为“花瓶”，她要的是独立、自由。一腔的热血，让她倍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的痛苦，北平众多大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她在学生领袖共产党人卢嘉川的影响下，苦读马列著作，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她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甚而幻想去当红军，到前线杀敌，成为抗日的英雄。面对林道静如此的活力，余永泽不是冷眼相看，就是粗暴干涉。

由此，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的思想裂痕开始蔓延，逐步扩大。特别是余永泽出于狭隘的私心，故意撵走卢嘉川，导致了卢嘉川的被捕，最终造成了林道静决然出走。尽管林道静有过不舍，有过惆怅，但“大我”的民族情感，还是战胜了“小我”的个人情结。

如果说，林道静青春岁月的第一次“突围”，全在于感性的冲动，那么她第二次的“突围”，则融入了更多的理性认知。

林道静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时代的大潮，她为民族的危亡而奔走呼号，她兴奋得“像长了翅膀”。严格地说，此时的林道静还仅仅是一个渴望上进、追求光明的热血青年，可她却为此两次身陷囹圄。

第一次她几乎是稀里糊涂地被抓，不久，便在好友王晓燕以及她父亲王教授的安排下逃脱了魔爪。此后，她结识了共产党人江华，江华的干练、沉稳、睿智，使她倍觉共产党人的可敬可亲，也就愈发坚定了内心的信念。

第二次被捕，缘于她频频的革命活动，引发了当局特别的关注。被捕初始，她义正词严表白自己倾向革命的立场，慷慨激昂痛斥现实的黑暗腐败，她想的是“杀身成仁”，以逞一时之英雄豪气。被捕不是生命的终点，革命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被林道静视为“希腊女神”的难友，坚强的共产党人林红，就在血腥的牢狱里，成了她关键时刻的人生导师。林红犹如冰天雪地的一枝红梅，绽放在林道静的心中。林红狱中传奇的斗争故事，林红鲜为人知的革命爱情，林红临刑前视死如归的言传身教，让她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这是林道静的第三次“突围”。

从此，林道静的青春之歌，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青春之歌》，正是借助于林道静青春岁月的三次“突围”，形象地展现了我国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和知识女性的精神风采，揭示了个人的前景，只有融入民族的命运、时代的洪流，才会有美丽的青春这一思想。

这样的思想，在今天全新的语境中，同样具有异样的光彩和非凡的魅力。那就让我们和林道静一起风雨兼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