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3日，张小平（右一）等拜访章开沅教授（前）。
章开沅：张謇研究中心顾问、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 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我对张謇这个历史人物产生兴趣，是从1961年开始的。
那年秋天，在武昌举行的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徐崙宣读了《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这篇论文，引起十分热烈的反响。其所以如此，一是由于他运用了较多的原始文献，特别是人们还不太熟悉的赵凤昌藏札（张静庐抄本）；再则是他认为：“张謇在经济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助手。”当时，这个结论很难为众多学者所认同。中央领导已经再次重申“双百”方针，提倡实事求是学风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张謇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倾向遂成为会上争论的热点之一。在此前后，上海的《文汇报》等报刊也发表好多篇争鸣文章，人们的学术思想逐渐从195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
（一）年轻舟子被召唤到张謇故乡，
多蒙本地学者支持
从1960开始，我正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以对有关张謇的讨论很感兴趣；但由于接触原始史料很少，难以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见解。会后，我深感自己并没有从宏观上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必须先从企业和企业主的个案研究着手，然后再逐步扩大自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至于是否以张謇研究作为起点，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因为对于这个内容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课题实在了解太少。幸好，南通在1962年率先做了大量工作，如张謇日记的影印出版，曹从坡《张謇的悲剧》一文的发表，《大生资本集团史》初稿的完成与修订，以及管老（劲丞）发表《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考察》一文与徐崙辩论等。这种种因素形成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把我这个刚刚在史学海洋上起航的年轻舟子召唤到张謇的故乡。
1962年9月下旬，我从上海乘轮船前往南通。当时国家经济情况刚刚好转，好些地方粮食供应仍然很差，大哥怕我旅途挨饿，还把家里节省的两斤白面连夜做成大饼让我带上。船过崇明时，海上风浪大作，我第一次看到黄海，看到崇明、吴淞，看到长江入海处这一大片土地，这不就是张謇曾经长期开发与经营过的热土吗？我带着颇为兴奋的心情登上南通码头。
20世纪60年代的南通还保持着较多原有历史风貌，市容整洁，民风淳朴，连为我提供住宿的旅舍也基本上沿袭着张謇时代的格局。除那个宽阔的天井和典雅的木栏杆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那一排光洁明亮的红漆木柜似的公共“马桶”，人们可以并排坐着方便乃至聊天，并不像外地一般公厕那样气味难闻。一日三餐菜肴可口，分量充足，我带来的两斤大饼已无用武之地。
我结识的第一个南通人就是穆烜，当时他似乎正负责南通革命史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也参与张謇历史资料的搜集与管理。随后又经过他与时任市委宣传部长后任副市长的曹从坡相识。穆烜的诚朴谦虚与从坡的才思敏捷，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由于从坡公务很忙，主要是穆烜不断为我介绍情况，并且把最珍贵的未刊稿本借给我阅读，此外还安排我到有关历史遗址参观。可以说，我的张謇研究直到此时才说得上正式起步。滞留南通期间，还有幸见到费范九、管劲丞、徐海萍等对张謇了解较多的老人，他们或参加座谈，或个别会晤，或导引参观，为我提供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感性认识。费老的平易近人，管老的滔滔雄辩，徐老的清淡闲逸，都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国庆期间，秋高气爽，省市领导又在景色如画的狼山欢宴南通各界知名人士，我则作为唯一的外地来宾应邀出席。狼山椒鸡，阳澄湖蟹，还有以桂圆、红枣之类酿成的美酒，主人殷勤劝饮，客人频频举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醉酒。我不知何时席散，也不知被何人扶到楼上僧房，下午酒醒已是夕阳西下，只见偌大的僧床上横七竖八躺着十来个醉汉，最后离开狼山时还不得不留下一个实在难以行动的老醉翁。我一直认为，是南通人的纯真热情使我醉倒，我的张謇研究在如此温馨的氛围中开始，这是一生莫大的幸福。
（二）撰写张謇传记初稿，
“文革”期间搁置
1963～1964年，学校慷慨地给我一年多进修时间。恰好原华中师范学院老院长杨东莼，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他便以协助该会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名义把我借调到北京。我到北京以后，发现北洋史料征集工作并不繁重，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用于张謇研究，而且全国政协还为我提供了相当优越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起初是独自住在白石桥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离风景优美的紫竹院与玉渊潭甚近，每天前往北海旁边的图书馆善本室阅读并抄录赵凤昌未刊函札之类珍贵原始文献，早晚则可在寂静的公园里散步遐思。1964年春，东老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黎澍等著名学者，根据正在医院养病的胡乔木的建议，筹组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让我也参加若干前期工作。该会办公室设在中华书局，我便作为“常驻”人员迁往中华。中华书局的物质条件与自然景观虽然不及社会主义学院，但是标点二十四史的多位前辈学者集中在这里，可以随时请教；还有大量藏书（其中不乏珍本），借阅也就更为方便。此外，祁龙威当时也在这里校注张謇日记，我们正好从事同一历史人物的研究，朝夕相互切磋，获益更属匪浅。李侃时任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主任，对我的工作与生活都非常关切。记得我撰写的张謇传记初稿，他们两位都曾经审阅过一部分并提出宝贵意见。
在这一年多时间，我的基础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为张謇、赵凤昌等部分未刊函电做笺注，以求把相关人、时、地、事弄清楚；二是以《啬翁自订年谱》与《柳西草堂日记》为基干，把《张季子九录》及其他重要相关人士的文集、函电加以排比，做较详细的史料长编。最初的传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同时还先后发表了《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历史研究》1963.3）、《辛亥前后张謇和袁世凯的关系》（《光明日报》1963.4.7）两篇文章，大体上表述了我对张謇一生的基本理解。当时真正集中力量研究张謇的学者并非甚多，扎扎实实做原始文献搜集、整理等基础工作者更少，所以这两篇早年习作虽不成熟，却能引起一些同行学者的重视。多年以后才知道，海外若干知名学者早已在其专著中引用过这两篇文章，如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藤冈喜久男的《张謇と辛亥革命》等。“文革”前我们与海外国家和地区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交流，他们能够认真阅读我的论文并且认同其中若干论点，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张謇传稿》这部40万字左右的书稿虽然是在中华书局写的，然而根据事前的稿约却应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对于此事颇为豁达，自始至终对我的写作给以多方面的帮助，表现出一代出版家的大度与高尚，这是我应该向广大读者加以说明的。书稿写成寄上海人民出版社后，责任编辑看得很认真也颇为重视，但在当时“左”倾思想干扰下，他们认为不宜为张謇出这样大部头的学术传记，同时又建议在评价方面注意“降调”。因为急于让自己的处女作早日问世，我便遵照责编的意见将书稿压缩到20多万字，并加强了对张謇的“阶级局限”的分析。修改稿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很快又寄回来了，上面几乎有一半稿纸上都标满了密密麻麻建议再加修改的签注。这些意见大多重复，无非是：1.建议删削或压缩；2.不宜肯定过多。这些意见是否都出于责任编辑的本心，现今已无从查考，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响彻云霄的当年，它们的重复出现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看到这么多签注以后，颇有无可奈何之感。如果按照签注意见修改，则大概只能剩下十几万字，相当于一般普及性知识丛书的分量，而更严重的是传主面貌将被改得面目全非，与我已发表的《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的基本观点相距甚远，等于自打耳光。但如果坚持己见，不加任何修改，则出版社也有自己的难处，绝不可能付印发行。正在不知如何办才好的时候，我那篇评李秀成的急就文章东窗事发，中宣部通知湖北省委宣传部召我回校接受批判。张謇传稿的修改问题只有搁置下来。
“文革”期间我被列为全校重点批斗对象，罪名之一就是为大资本家树碑立传，连这部书稿也被抄家时拿去作为反面教材。我的张謇研究被迫中断前后达年，直到“文革”结束后经过落实政策发还书稿，我才摘要写成《从状元到资本家》《在两个世纪之间》两篇文章，在《华中师院学报》1978年第2、3两期连续发表。但1980年以前，我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的编写；从1981年开始，我才回复到江浙资产阶级的研究，当然其中也包含张謇研究。《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发表拙作《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可以看作是我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研究张謇的发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的研究视野较前开阔，学术见解也略有变异与深化。
但是“左”倾影响相当深远，并非短短两三年时间所能肃清。记得1982年在南京举行江苏省现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会上谈到“文革”对南通张謇研究及历史文物的冲击，包括把张謇铜像拆除并“游斗”等等。我忍不住建议说，应该重新为张謇塑像，会上许多江苏同行都表示赞同。当时江苏省政协有位副主席也参加此次会议，最后作总结发言的好像就是这位资深官员。他字斟句酌地说：“为张謇塑像是必要的，但无需塑全身铜像，也许塑个半身的石膏像就可以了，因为中央对历史人物塑像有若干具体规定。”他说完后，大家都沉默无语，没有任何人公开表示异议，而其实是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说法。这位副主席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并且自己也曾历经磨难，所以大家明白他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护，怕我们为此类敏感话题惹祸，才如此说的。会议结束以后，大家带着多少有点沉重的心情回去，不过重新研究张謇的热情并未受到任何影响。正是在这次会上，我结识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严学熙，他对张謇研究的满腔热忱，以及对江苏各市、县风土人情的极为熟悉，都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好像就是在这次会后，他陪我再次前往南通。
（三）南通人对张謇的研究走在全国前列，
张謇研究中断20多年后两次造访南通
南通毕竟不愧为张謇的家乡，南通人对张謇的研究仍然走在全国的前列。尽管受到“文革”的严重冲击，一贯关心并带着研究张謇的地、市领导如邹强、曹从坡等，又重新站出来与其他热心人士共同努力振兴旧业。南通市图书馆于1979年率先挂出“张謇研究室”的牌子，并且编印了《张謇研究资料》，还组织人力编辑了1962年抄存的张謇未刊函稿。从坡虽然已不再担任市府领导职务，但对张謇研究的热心支持仍然一如往昔，穆烜则已出任博物苑苑长，可以全力投入研究，已经退休的管霞起老人也是整天忙于校注张謇资料。我们的重逢恍若隔世，这20年经过多少重大的劫难啊！遗憾的是费范九、管劲丞等前辈均已辞世，还有好些疑难问题已无从向他们请教。我们在南通看了几天资料以后，又前往大丰考察当年盐垦遗址，同行的似乎还有姚谦。我是第一次看见黄海之滨辽阔无际的已垦和未垦滩涂，张謇为垦牧乡所写诗文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这次考察弥补了我此前感性认识的不足，而所拍“滚地龙”照片则为当年盐垦先驱者的居住条件留下了历史见证。
张謇研究的发展势头很好。南通在1984年成立了张謇研究中心，1985年8月为张謇铜像重立揭幕，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我也应邀前往参加，并有幸结识了海内外不少张謇后裔，特别是柔武、绪武姐弟。我再一次参观了张謇的生地、故居与其他相关遗址，尽可能追寻与捕捉自己对张謇已有的和未曾有过的感觉。我研究历史非常注意史感，即把握当时的历史情境，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我则习惯地称之为“设身处地”。在张謇研究中断20多年以后，两次去南通参观访问都使我受益匪浅。好像就是在1985年，南京大学与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决定在1986年为纪念张謇逝世60周年，举办第一次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正是在1985年，中华书局的李侃和陈铮建议抓紧把张謇传的旧稿加以修订，争取在国际研讨会前夕出版。中华书局历来以出版作风严谨著称，但毛病是出版周期往往过长，此次能允诺一年之内出书，自然是很难得的事。加以“文革”又已过了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始终没有重新与我联络有关《张謇传》出版问题（可能因人事变动较大），20多年以前的稿约业已自然失效，所以我便接受了中华书局的建议。
但是，从写作时间来说，我却远远没有20多年以前那么宽裕。也许是历史的误会，1983年经过民意测验，我居然被国务院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1985年以后改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4年春正式就职，自此家无宁日，在6年任职期间，我主要是靠早上4时至8时写作，因为这段时间大多既无访客也无电话，可以聚精会神做点学问。张謇传稿的修订就是利用每天这段黄金时间。1985年秋，由于交稿期迫，只有请假15天到南通最后定稿。我与从坡、穆烜等南通友人虽然相交已数十年，但却以这次在南通相聚时间最久。从坡仍然是那么儒雅而又干练，他把我安排在啬公园附近一所职业学校的招待所，环境幽美安静而且离市图书馆也近，便于借阅相关资料进行必要的校核。可能是由于从坡的叮嘱，职校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宽敞明亮的招待所（两层楼房）离教学区较远，而且只有我一人借住，客厅周边摆满盛开的菊花，推开后窗可以看见大片大片的菜地、农舍，稍远林木葱茏处便是张謇永远安息于斯的啬公园。几乎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张謇的存在，我在修订书稿时不断与传记的主人公心灵对话，这可以说是自己一生中的最佳写作状态。对于从坡用心细密精微之处，我在内心深深为之叹服。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不可能对旧稿作较大的变动，尽管它是写于20多年以前。我的修订工作主要有二：一是对引用原始资料再次进行核对，一是在对张謇其人的解读方面力求有所深化。对资料的核对无须在这里赘述，对张謇理解的深化则在《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自序中已经有所说明。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一生的发展变化既有纵向的攀升也有横向的演进。我主要是引进了社会学对于群体的理论分析，说明他如何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成员，又从士人群体的低层逐步攀升到高层，然后再从士人群体向绅商群体演变，终于进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我在80年代中期不断强调史学必须加强社会环境与社会群体的研究，张謇传稿的修订就是力图在这个方面有所前进。
（四）《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亮相首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华书局言而有信，此书果然在1986年12月出版，装帧和版式都很讲究。恰巧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故推迟到1987年举行，我这本传记便得以及时送给到会的中外学者。日本北海道北海学园大学的藤冈喜久男教授与我在会上一见如故，因为他也是长期从事张謇研究的史学家，而且在1985年已经出版了《张謇と辛亥革命》一书。他粗略地阅读了我这本传记，并且利用会下时间与我多次晤谈。我们的学术观点，包括对张謇的某些看法（如参与立宪运动）不尽相同，但他认为我利用的大量原始文献，如《张謇未刊函电》《来函汇集》《近代史料信札》等等，在日本很难见到，而且非日本一般学者所易于解读，便自告奋勇要求代为译成日文出版。我很高兴结识这位比我年长5岁的东瀛知音，相信以他对张謇史料的熟悉和研究之深入，必定能把此书准确地介绍给日本读者，所以便表示欣然同意。懂行的学者大多都能理解翻译史学专著的难度，用老友陈志让的话来说，就是比自己写论文还要困难得多，因为自己写作可以避开某些尚未弄清楚的史实和资料，但翻译则必须忠实于原著，一个字也不能马虎。藤冈回国以后，在一年多期间不断与我书信往还，商讨某些艰深诗文的翻译细节。我认为他的汉学功力很深而治学态度尤为严谨，可以说是此书最恰当的译者。由于他的不懈努力，这本传记经由东京东方书店于1989年10月出版，封面设计古朴典雅，非常符合传记主人公的身份与性格。
此次张謇国际研讨会，不仅在中国是首届，就是在国际上亦属发端。但凡较知名的国内外张謇研究者都来参加，提交的论文大多言之有物，不乏新见，讨论也热烈而又深入，可以说是张謇研究的一次大检阅。我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对张謇的再认识》，除对过去的“左”倾思潮影响有所清算外，特别强调张謇在谋求南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相当自觉的总体协调（即整体性）的特点。正好吴承明亦曾提出“南通模式”问题，所以引发热烈讨论，我认为这是张謇研究渐趋成熟的表现。其他许多论文也能从不同角度提出若干新的思路，可惜我已经无法吸收到已经出版的传稿中了。这次会议显然对张謇研究起了促进作用，所以会议前后出现了小小的“张謇热”，已经有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对这个重要历史人物产生兴趣。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逐渐增多，而且海内外都有研究生把张謇研究作为自己撰写博士论文的课题。在此期间我也曾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如《张謇与中国近代化》《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张謇与近代化模式》《张謇与中法银行》等，或多或少为张謇研究的发展起了一点推波助澜作用。
但是到了90年代我却成为张謇研究的落伍者，因为从1990年8月到1993年我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等大学任教或合作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已经转为教会大学史，而由于资料的限制遂与张謇研究隔绝。1994年回国以后，又由于整理贝德士文献并且着重翻译抗战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始档案，迟迟未能恢复张謇研究。直到1999年春天绪武专程来访，恳切希望重新修订张謇传记，我这才下定决心重操故业。但是由于文债累累，积压的写作任务甚多，加上还得参加好几个海外的会议，所以直到暑假才挤出时间重新认真阅读《柳西草堂日记》和《张季子九录》等系统资料，并且根据新的认识和修订构想又做了一部分笔记。10月中旬从美国旧金山开会回武汉后，便集中精力从事张謇传记的再次修订工作。因为毕竟是轻车熟路，思路也比较清晰，所以进展还比较顺利，到2000年1月中旬已经有了10万字左右的修改稿。1月下旬按惯例到广州女儿家春节团聚并避寒，为了利用寒假做进一步修改，还把这10万字书稿放在旅行箱中随身携带。不料正碰上春运高潮，广州火车站人群拥挤且秩序混乱，就在出站后叫出租车时被人从背后把衣箱偷（几近于抢）走。当即向公安局报案，随后也曾多方打听，但始终未能找回收有书稿的衣箱。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年学者来说，偷走3个月的劳动成果就等于是偷走3个月的生命啊！为了安慰比我更为焦急的亲人，我只有强作欢笑说：“大概是稿子写得不好，老天爷有意让我重写吧！”
于是，我又在女儿为我在阳台精心布置的简易书房中重新开始修改书稿。幸好南方的冬天比较温暖，工作效率比在寒冷的武汉要高得多。遗失的稿子逐渐补写出来，而我本人又安然无恙，全家总算松了一口气。3月初回到武汉以后，资料查阅虽然比较方便，但各种会议、媒体采访、讲演邀请，加上永远填不尽的形形色色的表格，其间还曾应邀到台北参加东吴大学百年校庆，精力反而比在广州时分散。不久，和平又从北京打电话告诉，出版社要求4月底以前交稿（比绪武原来约定提前两个月），这对我简直是雪上加霜。幸好我还当过一年多学术刊物编辑，略知如何调节自己的写作计划以保证按时出刊，所以便只有尽力压缩原来设想的增补篇幅。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在今年8月即将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看到新版张謇传记，我不能不在极为紧迫的时间里勉为其难。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赶工（不敢说是拼搏），同时也感谢打字员小周的密切配合，总算把书稿提前送交原定的一家出版社。可能是应了“好事多磨”的俗语，其间又几经波折，直到7月下旬，书稿才送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此次修改的着重点是对张謇精神世界的深入发掘，因为《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社会群体阐释毕竟有一定局限，它虽然能使读者深入了解张謇社会角色的转换，但却难以充分展示传主内在的心理变迁与思想境界。我认为，历史学家写人物传记，不能仅仅满足于社会学的类型区分，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事迹的陈述与功过的评论，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人性的深层发掘，要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灵魂的人。张謇虽然是伟大的实践家，但是他也有活跃的思想与丰富的感情，或许可以称之为有头脑有抱负的性情中人。他留下的大量诗文函札以及别人给他的信件与唱和诗文，都可以为我们发掘张謇的精神世界和感情世界提供极大方便。但是很可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因而也就往往容易遗漏传主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一些内容。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这句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固然没错，但资本家毕竟是人，不是抽象的经济关系或政治符号。作为历史人物传记，传主应该首先是活生生的富有个性的人，然后才谈得上通过他的言语和行动所体现出的社会角色，任何简单的脸谱化或类型化的陈述都是不可取的。
此次修订对于张謇早年的成长，特别是庆军幕中8年的军旅生涯，都有所增补，主要是靠台北影印出版的1892年以前的《柳西草堂日记》。1985年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虽然已参考过这一部分，但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过细阅读与消化，所以未能充分运用，现在则着力弥补了这个缺陷。庆军幕中平时的文字工作也许不算繁重，但由于与吴长庆函电往还的那些对象不乏高层重要人物，这对涉世未深的年轻张謇来说，当然是增添社会经验的大好机缘。尤其是壬午之役对张謇的磨炼与考验，我们必须给以高度重视。人才仿佛是璞，必须经过反复琢磨才能显示其美质，而朝鲜局势的极端紧急复杂正好为他的舞台亮相提供了机会。张謇纯粹是个文人，但他居然能够从容料理前敌军事；在此以前，他从未跨出过国门，但他居然能够在朝鲜与各种政治人物周旋应对，并且赢得很高声望。对于张謇来说，当时并不缺乏眼光敏锐的伯乐，他们在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文士初露才华之际便给以垂青且寄予厚望。而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如果看不到壬午之役对于张謇一生事业的重要意义，那才真正是愧对前贤。
对于张謇的科举生涯，过去也是以虚写的笔法为多，以为反正是历史已经给以彻底否定的腐朽制度，犯不着浪费笔墨。其实，正是由于张謇曾有20多年之久的科举生涯，而且备试与应试又是其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不写或虚写科举经历便会使传主40岁以前的历史出现一大片空白。科举对张謇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而且是多方面的。科举应试虽然浪费了张謇的大好青春，然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这毕竟还是为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士提供一个比较公平的竞技场。何况他一生的学业基础、文化素养乃至思维能力，大多是在反复备试与应试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形成。而其后张謇从对科举的迷恋中幡然醒悟，转而以全部身心投入兴办新式教育事业，岂不也正是由于他所受科举之害最深，因而对其弊端了解最切，谋求革新最力。科举制度曾经有过千年辉煌，其中必然有不少合理的成分，至少从农业宗法社会与君权时代来说是如此。科举制度的消亡不仅是由于它自身的腐败，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无法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从根本上自我调适，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法满足转型社会对大量新型人才的急迫需要。多写一点张謇的科举生涯，不仅是增进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而且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似乎也不无借鉴意义。
当然，需要写的内容还有许多许多，譬如水利、盐政、城市规划、慈善事业，乃至宗教思想、书法艺术、工艺美学等等。对于张謇这样丰富多彩的人生来说，传记似乎永远都显得挂一漏万、贫乏单薄，而这也就是几代历史学家难以弥补的遗憾。我常说“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正是有感于此而发出的慨叹！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似乎更为深沉，因为先是连年战乱后是一连串不必要的所谓政治运动消耗了我们大量的宝贵年华。甚至就在“文革”以后，我们也很难将有限的余生，集中用于研究自己所喜爱的学术课题。除必须应付许许多多形式主义的会海文山外，我们还不得不经常挖空心思变换研究课题，借以谋求有限的政府资助与出版机遇，然后便是似乎永远也难以了结的赶稿与“还债”……回想起来，自己这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经常处于紧迫状态，而且还有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并非总是平平顺顺地做学问。学术研究需要有长期的连贯性，因而也就需要相对宽裕的时间保证，同时更需要比较广阔的思维空间，但愿今后对学术研究的管理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五）张謇研究后继有人，
最需重视基础工作
我很高兴看到海内外有这么多年轻学者热心地投入张謇研究的行列，这才真正是希望之所在。我深信必将有一批符合学术规范的张謇研究佳作陆续问世，其中包括超过我这两本旧传的新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学术正常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殷切的期待。但是我们内心也不无忧虑，因为时下学风渐趋浮躁，真正甘于寂寞且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年轻学者并非甚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商品大潮的冲击，也有政策导向的缺失，还有上述学术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学术上的不懈追求最需要的毕竟是学者自己的献身精神。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靠小聪明，靠花架子，靠投机取巧（且不说弄虚作假），都是不可能真正进入较高境界的。轰动效应造就的浮名，往往与昙花一现的结局相伴随，那可能就是一个年轻俊彦的夭折，并成为期望殷切的师友难以磨灭的遗憾。
这些年由于张謇研究进展比较明显，常有友人询问有无可能产生“张謇学”这一史学分支，我至今仍然感到难以作明确的回答。千年以上源远流长的史学长河，确实经常有或大或小、或断或续的分支出现，但这多半是学术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即令是外在需要的推动（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也必须这一学术分支相对成熟然后才能长期绵延。而且，即令是没有社会的迫切需要，比较成熟的学术分支也必然以其内在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奉献终生，并且为全国乃至世界所关注，成为真正超越于时空的显学，如古代的诸子学乃至近世的所谓红学（红楼梦研究）等等。张謇确实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的重要历史人物，无论就其思想还是就其事功而言都属如此，何况还有那么多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可以提供研究。即使从现实需要而言，张謇研究有待于不断加强也是众多人士的共识。但是恕我直言，张謇研究毕竟起步较晚，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然后才有可能出现一批真正可以传世的学术佳构，乃至一批处于国内外先进行列的张謇研究者。只有到那时，“张謇学”才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了。至于那时究竟是何时？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也订不了日程表，一切都取决于众多有志于张謇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大力扶持。至于我本人，当然期望乐观其成。
目前最需要重视的还是基础工作。
从研究整体而言，资料就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南通已经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张謇存稿》《张謇全集》以及其他资料性和工具性书籍的先后出版，都为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但是各种报刊、中外公私档案的相关资料，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搜集整理；而即令是已经编辑出版的大型资料，如果没有较细密的校注笺证工作，也很难得心应手地充分运用。凡是认真阅读过张謇和赵凤昌函电稿本的学者都知道，其中隐语、典故多如牛毛，即令是并非隐语、典故，对人之称呼有名、字、号或笔名、地名之别，若非详加考订，稍一不慎就会闹大笑话。而现今之世，又有多少人能够长期潜心做此类校注笺释工夫？
从研究者自身来说，也要打好必备的学业基础，包括语言文字、理论思维、方法训练、学术素养、资料积累等方面，借用影视业一句流行语：“一个也不能少。”我常爱对年轻学者说，武林高手最重视腰腿功夫，那就是他们的基础，离开腰腿的刻苦锻炼，任何好看的招式都只能属于花拳绣腿，好看不中用，明眼人一瞥即知。史学研究如果不打好坚实的基础，任何光彩耀眼的皇皇巨著必然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迟早是会倾倒成为一片废墟的。真正有志于张謇研究这一领域建功立业的年轻俊彦应该懂得这层道理，要决心在相当长的时间甘于寂寞，安于清贫，扎扎实实打好自己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像张謇那样的大器晚成，越来越显示出自己“可持续发展”的雄浑后劲。当然，政府与社会也应该理解史学的特点和史学家成熟的艰难，给以必要的关心与扶植，促使青年一代学者更为健康地成长。
张謇研究现今虽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从总体来看学术水平仍然不算很高，至少是与已成显学的孙中山研究、陶行知研究相比。我们在做好基础工作的前提下，还必须进一步扩大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并且不断更新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而就目前急需加强的工作来说，比较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学者注意。迄今为止的学术论著（包括本人在内）大多是就张謇论张謇，就南通论南通，因而往往存在较大局限。应该把张謇与其他同时代中外大企业家放在一起，把南通与其他中外后起中等城市放在一起，认真加以比较研究，必然会有许多新的重大突破。当然，社会现实需要提出的一些问题，如现代化模式、市民社会发育、城市建设规划、商业伦理重建、企业经营管理，乃至张謇早就提出的“政、学、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等等，也都需要我们在张謇研究学术论著中给以积极的回应。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实在很难说是一个称职的张謇研究者，而宁可说是一个张謇研究的落伍者。这既意味着水平不高，更惭愧的是三心二意。“文革”期间的被迫中断非我之罪，但“文革”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却大多投入辛亥革命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又转向教会大学史研究，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与张謇研究不无相关或相通之处，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有得则有失，顾此必失彼。因此，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系统阅读这些年已经出版和尚未正式出版的大批文献资料，甚至也很难认真阅读国内外有关张謇的最新论著，这些都使我自己的张謇研究难以有更大的进步。不过我对张謇研究兴味仍浓，贱躯尚健，脑力未衰，愿与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张謇研究者共同努力，为这一学术领域添砖加瓦。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期盼已久的“张謇学”会翩然到来，是所至愿！
（原文写于2000年8月，有删节，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