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安正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清咸丰状元，历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

南通与翁同龢的故乡常熟不仅自然环境相似，地理上隔江相望，在行政上还一度属于江南管辖。在翁同龢心目中，南通人与江南人同样充满灵气。光绪二十年（1894），翁同龢等在集体认定殿试第一名为南通张謇后，即代表阅卷官向光绪帝介绍：“张謇乃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据史料和南通众多望族家谱记载，南通当地居民很多是江南移民的后裔，身体内流淌着江南人的血脉。张謇的远祖张建，原籍即在常熟土竹山，元末为躲避战乱迁往江北，辗转来到南通居住。翁同龢虽不清楚张謇的家谱，但熟悉江南、江北人群的迁徙史，将张謇看成“小同乡”，自在情理之中。

翁同龢、张謇的交往，集中反映了翁同龢与南通的交往。翁、张结识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张謇时在江宁淮将领吴长庆军中做幕僚，颇受吴的赏识。光绪五年（1879），张謇参加优行生会试名列第一，又为主考官夏同善青睐。夏、翁均为光绪帝侍读，同在毓庆宫书房轮值。极可能由于吴、夏的分别介绍，翁同龢由此开始注目张謇，并在致吴函中时常附笔问候张謇。张謇随吴长庆入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后，撰《朝鲜善后六策》上呈朝廷大员，被李鸿章斥为“多事”，搁置不用。然而翁同龢等阅后“咸以为善”，对张謇的政治态度与才干留下深刻印象。

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往京城参加顺天乡试，翁同龢试前亲自前往张的临时寓所看望，此为双方第一次会面，亦是翁同龢奖掖张謇的开端。由于翁同龢等人的坚持，张謇在这次乡试中列第二名，成为自顺治至光绪朝两百年间，南方士子在北榜获此佳绩的第三人。这三人虽非第一名，却被称为“南元”。其后，张謇先后五次参加礼部会试。在第五次，即光绪二十年的殿试中，翁同龢等对于张謇的试卷给予“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极高评价，置于案首。紧接着，便有了上面所说的翁同龢在光绪帝前有关张謇的一番介绍，光绪帝高兴地予以首肯，张謇的状元及第由此敲定。

事实上，张謇参加礼部会试期间，翁同龢还在考场外，采用赠言、馈银、谋差、荐兄等形式扶持张謇。翁同龢在顺天乡试后，起码还有两次枉顾张謇。每次见面，两人都进行深入交谈，翁同龢的赠言往往使张謇产生振奋、感激之情，并在《日记》中留下记载。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张謇写道：“常熟师来，是日所谈皆披肝露胆之言，师可敬也”。馈银同样有多次，翁同龢馈赠张謇从“元卷四两”到“二十金”，再到“以百金赠行”，一次比一次多，既含有物质上帮助张謇的成分，更包含在精神上激励张謇的因素。所谓谋差，即翁同龢帮助张謇解决生计上的安排。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张考试失败后，翁“许为觅一书院留试学正”，将其安顿下来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翁同龢多方扶持的结果是张謇登上科举巅峰，两人结下终身的师生情谊，又由此发展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甲午战争爆发后，两人书信来往频繁，积极推动光绪帝主战，并猛烈抨击李鸿章主和误国。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张支持变法救亡。百日维新前夕，两人相邀“小饮，直谈至暮”，广泛交流对变法的看法，张謇并目睹了翁同龢为光绪帝拟定的“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期间，张謇又为翁同龢草拟京师大学堂创办章程，但翁同龢不久被“开缺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张謇不避谗言，派人馈赠食品、书籍，还专程前往常熟探望，尽其可能安慰帮助翁同龢。反之，翁同龢在维新变法前支持张謇舍弃仕途，立足南通投身“实业救国”的志向，为大生纱厂题写“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楹联。“开缺回籍”后，翁又支持张謇旨在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东渡之行，高度评价张的《东游日记》：“凡所咨度，步步踏实，所记皆综其大端而切要。”

翁同龢去世后，张謇亲往常熟致吊，助修墓庐，又于南通江边的马鞍山（时称黄泥山）上建楼一座，命名为虞楼，以示纪念。1922年，张謇拟虞楼匾跋：“黄泥东岭，南望虞山，势若相对。虞之西白鸽峰下，则翁文恭公之墓，与其被放还山后墓庐在焉。辛酉一月，过江谒公之墓，陟虞岭，望通五山，烟雾中青苍可辨，归筑斯楼。时一登眺，悲人海之波潮，感师门之风义，殆不知涕之何从也。名虞楼以永之，亦以示后之子孙”。

南通近代成为“模范城”，自不应忘记张謇作为设计师、领导人与实践者的重大贡献，同时亦不应忘记翁同龢扶持张謇，将张謇推上国内政治舞台做出的重大努力。翁同龢扶持的结果是，南通不仅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二名状元，更由此诞生了一位光彩夺目的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