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南通日报》的缘分真是不浅，说来50年从未间断，是党报把我这个通讯员培养成了专业记者。

50年间，我当了8年《南通日报》通讯员，当了7年《南通日报》记者。2004年下半年，从新华日报社退下来后，重操“旧业”，又当上了《南通日报》《江海晚报》的“通讯员”。

当上党报通讯员

当《南通日报》通讯员初始纯属偶然。1956年，当时我在通棉二厂当保卫科长。一天，听一位工会干部谈如何耐心地做一 位工人师傅思想工作的生动故事，深受感动，于是从练习簿上扯下一页，写了这个故事寄给报社。过了几天，故事竟然在《南通市报》上登出来了，厂里不少人看了高兴，赞许道：想不到拿“枪杆子”的也拿起了“笔杆子”。第一次投稿就被录用，受到莫大的鼓舞，由此萌生了向党报投稿的兴趣。

“机会”不期而至。1957年，我从通棉二厂“参农”到郊区，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空闲时聊聊天，听到和看到各种各样有意义的事情，和一些值得深思探讨的现象。劳动之余，我便伏在饭桌上疾书，把看到的写成稿件，跑到唐闸镇发出去，或请人带去投到唐闸镇的邮箱里。这些见报的稿子都是和编辑们的精编有关。每刊登一篇稿子，我都与原稿加以对照，写作水平日益长进。因此除了写新闻、通讯，还写起了杂谈、散文、诗歌，连写的相声段子也发表在《南通日报》上。后来，我又试着为自己写的新闻、通讯配发短评。也许是有感而发，我写的短评也常常被《南通日报》同时刊出。再后来，“胆子”更大了，为自己所写的比较重要的新闻、通讯配发社论，居然也被报社录用。其中，都倾注了编辑们的心血。在不见面的老师指点下，我走上了新闻专业工作者之路。

跨进报社大门

走上新闻专业岗位是在1964年4月的一天，我手捧调令到南通日报社报到。总编杨卓如和负责党支部日常工作的李淑栋接待了我。我虽然当了七八年的通讯员，可从来没有到报社去过，见了面一个人都不认得。总编杨卓如一点架子也没有，谈起来无拘无束。李淑栋同志热情亲切，问这问那。杨卓如同志搓着手（这是他的习惯动作），话不多，但非常诚恳。他说，你来以后，要以专业记者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你将担任报社编委委员兼农村财贸组副组长。组长是王平同志，是位大学生，你要和她配合好，工作好。他又问我，你对既是编委又是副组长有什么想法？说实在话，当时对报社的编委是何职务一无所知，正顾虑当不好记者哩！庆幸自己分到农村财贸组，忙说，先让我当个记者试试吧！杨卓如同志不等我把话说完，说道：“你稿子不但写得多，而且有不少佳作，一定能够胜任的。”

感受全面锻炼

走上新闻专业岗位，零距离接触原来不见面的老师们，加上手把手的指教，新闻写作水平也随之大有长进，新闻专业理论知识水平也有所提高。王平组长在我眼里是个大知识分子，我有时拿着农村方面题材的稿子请她指点，她总是挤出时间和我一起对稿子进行认真仔细的推敲。经她帮助修改过的稿子见报时一般没有大的改动。分工负责副刊的肖凡（樊发华），恨不得把肚子里的货色一股脑儿灌到我的肚子里。他从如何采访、如何定题、如何构思段落到如何画版，都一一悉心地教，不厌其烦。

领导屡屡让我配发短评或社论，是到报社后给我的一个重要的锻炼机会。当时，有关先进人物、先进集体所配发的社论，由市委宣传部或农委口子的领导审阅，有关农业全局的社论则由市委书记贾世珍同志审阅。第一次写好社论经杨卓如同志过目后送给贾书记去看时，心里忐忑不安，可贾书记平易近人，审阅后说，我看没什么，你拿回去再叫老杨把把关。我兴冲冲地拿回来交给老杨，老杨一看说，审阅社论光有贾书记的口头表示不行，必须要有书记签字，叫我拿去和徐虎同志推敲推敲，我估计是贾书记不满意。徐虎同志当时是市农业局局长，他文字功底深厚，行文严谨流畅，人又热情诚恳，是位闻名的“笔杆子”。和他推敲，是推倒重来，从中获益匪浅。杨卓如在夜班室焦急地等到社论到手，笑道，送审社论给你“上课”了吧！老杨的良苦用心，让我在新闻专业岗位上快速成长。

《南通日报》的培养让我终生难忘！

·陆鱼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