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师的老教师，曾在校执教近33年。

1984年，南通对外开放，市委以统战工作的需要，任命我为市政协副主席。因此，我只能忍痛辞职离校。

我对通师有感情，因为我经历了两个不同制度的社会，是校方撑持我踏上了光明大道。

我出生于1919年农历4月份。1926年春季，祖父张謇借博物苑内游艺室作为幼稚园，那时老师告诉我们，博物苑是我祖父办的，是为南通师范上学的叔叔阿姨们办的，供他们做实验。所以，从幼年我就知道祖父办了师范学校。

1932年春季，祖母命非姐和我，由崇英女中转学到女子师范，祖母说：“你们应当进祖父办的学校。”转学后，我并不觉得好，音乐老师曾淑瑾建议我去考音专，说我有音乐天赋，可是祖母不允许，祖母说：“你祖父办了这么多事业，需要继承的接班人，你以后要分工管理师范学校的，不可去学音乐。”幸亏非姐帮助劝说了父亲，父亲说：“好吧，就让我家有一个艺术种子吧。”

1935年6月，我考取了杭州国立音专，三人合用一架钢琴，我曾早晨三点钟起床点烛练琴。1936年春季，非姐高中毕业了，我俩准备留学美国，祖母不同意。1937年2月，我去上海国立音专报名上课，暑假也不停课，李惟宁教授非常热心于教学。可是在8月13日，日机轰炸了上海华界，我俩只好避难回通，而南通也遭炸，祖母、母亲们都已避难去了海门。1938年3月12日，我家人去上海避难，3月17日，日军进驻“濠南别业”，占为司令部。

当年，马茹同学介绍我去参加“上海市职业妇女俱乐部”，我参加了“歌咏组”和“文艺组”。冯华钗同学又介绍我参加“青年会合唱团”，团员陈鹿了解到，英国人办的电台可以对外播放，经联系好，我们以歌声宣传、控诉日帝侵华的兽行。

南通解放后，眼见同学们都忙于工作，我也不甘心闲在家，一心想找工作服务于新社会。一天，非姐的战友，也是通师的副教导主任王颂旋同志来说，南通现在缺少音乐教师，问我愿不愿当教师，我喜出望外，正好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太适合了，于是向他表示，愿意到通师。经他引见了张梅庵校长，并上了一堂试教课，得到张校长、教导主任认可。次日便接受了聘书，我从家内带了一架钢琴到校用于教学，以保证教学质量。为此，张校长在教工会议上还表扬了我。

张校长治校有方，学校政治气氛很浓，校方向所有的教职员都发了一套毛选及毛泽东主席所著的哲学思想书籍。得到后，我如饥似渴地通读，并且重点地学习“矛盾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和毛选内的“分析社会的各阶级”一文。与此同时，结合学习党的教育思想教学大纲和文艺路线，这样使我脑清心明，有了底线。在教学选材时加强思想性、时代性，范唱时做到声情并茂，注重实践。这样，既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我自己在教学时也起到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造。1955年被教育局指定为市音乐学科组长，我热情地组织交流。1956年省教育厅吴贻芳、吴天石两位厅长来通考察，当召见我时，问我有没有什么要求？我回答：“未上过师范学院，未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如有机会，希望补课。”两个月后，便收到教育厅批准我于1957年去南京师范学院进修一年的通知。进修一年后回校，热情更高涨，学校正提倡教改，我与钱惠球同志合作，改造教具得到二等奖。1988年通师评我为高级讲师。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师百年校庆时，盛会上校方安排我在合唱“同唱一首歌”时担任领唱；校庆110周年时，校方安排我去校做重温校歌的讲座。祖父非常重视教育、培训人才，在校歌内将“民智兮国牢”连唱三遍，并且是逐句升高音阶，祖父将保卫国家重任寄托在学生肩上。前不久，朱月萍校长、都樾副校长来和我谈明年学校120周年校庆如何举办？他们邀请我明年校庆时一定要到场，我欣然接受。

通师高专音乐舞蹈学院院长黄忠是上世纪80年代留校的优秀毕业生，他敬老，2017年我曾在聚会上清唱“我爱你，中国”，后来我麻烦他为我加伴奏，他丝毫未推辞地在视频上做到了。2020年5月25日，学校以“为一个人的演出”为题，为我个人举办了一场“民乐音乐会”，并由我在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时领唱。这场音乐会由黄忠指挥，张露老师弹伴奏，校方刘锋书记、朱月萍校长都到场。在校受到了这般高待遇，我太感动了，永远铭记在心头。

今年11月，艺术系主任朱敏和吴伟、徐贵明两位教师来看我，吴伟同志要我在“师魂颂”上题词，徐贵明同志送我一枚已刻好名字的印章，真是新朋老友都有情。各届的校友，昔日的同事、同仁，以及社会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我都关心，希望我健康长寿，市政协黄巍东主席曾对我说，“你长寿是社会的骄傲。”

学校与我难舍难分，是有着历史渊源的。今祝贺通师高专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祖父张謇的点赞为动力，工作更上一层楼，培养出更多高精尖的人才来，以答谢习近平总书记对南通的厚爱和期待。

·张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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