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施亚泽
人 物 档 案
季红英，1938年5月出生于南通。1958年被评为“南通市先进工作者”，1965年被评为南通市“五好职工”。1968年被推选为国庆观礼代表登上天安门，1973年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季红英和同事交流技术。
▲季红英和同事利用工作间隙开展思想交流。
从不识字的苦孩子成长为国有大厂的领导干部、中共十大党代表，时代浪潮中的季红英，永远提醒自己保持住劳动者的本色，用辛勤的劳动回应党的培养与信任。
从併线厂到国棉二厂
季红英自述是个苦出身：“我刚出生，父亲就去世了。我6岁时母亲也因病离我而去，我只好在哥哥嫂嫂家生活。哥哥嫂嫂纺纱织布，借的是高利纱，利上盘利，春借两包，秋还四包，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过得也很艰难。我记得乡长保长甲长上门收捐，哥哥嫂嫂都要躲起来，来人见啥拿啥，生活不堪重负。我每天吃糠咽菜，寄人篱下，嫂嫂对我也没有好脸色。”
1949年南通解放时，季红英到银丰併线厂做工。但即便是少得可怜的工资，老板也常常拖欠。1956年公私合营，银丰併线厂并入南通市併线厂，厂址就在易家桥附近。年轻的季红英很快吸收了进步思想，在党的教育启发下，理解了工会是帮助工人翻身做主人的组织，悄悄加入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兄嫂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小丫头懂个啥，参加工会还要交会员费。季红英不为所动，又参加了扫盲班。“刚开始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常把生字写在手上，手心手背上都写满了，不懂就问人家，就这样，我很快就认识了好多字。哥哥嫂嫂看我的心思都在厂里，很反感，常常逼着我把家里的各种家务活都干完了才让我出门。为了积极参加厂里的活动，我就起早带晚，拼命做家务活。”
季红英的二女儿周建华说：“妈妈对我们从小就要求很严。我们常常‘听妈妈讲那过去事情’，妈妈有着悲惨的童年，新中国成立前吃尽千辛万苦。是新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朴素感情。”
此时的季红英和她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处在一个伟大时代的起步阶段。刚解放时，整个南通市工业总产值只有4600多万元，仅有10多家轻纺企业、上千万固定资产。企业大都设备陈旧、原料缺乏、生产水平低下，举步维艰。经过解放初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到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已达到3.6亿元。也是1957年，南通的纺织产品开始外销。
1958年，季红英被评为“南通市先进工作者”。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她的思想觉悟日益提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1年4月春暖花开时节，季红英双喜临门：预备党员转正，结婚。婚假她一天也没有休过，工作是她时时记挂心头的大事，她质朴的头脑里的想法是“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影响到厂里的生产”。
不久，季红英被调到南通市国棉二厂后纺车间做捻线工。
技术全面的预备工
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季红英被任命为车间值班长，负责安排车间几十位工人每天的生产劳动。因为技术全面、吃苦耐劳，工人们戏称她为“预备工”，车间里不论谁请假，她都能顶上。女挡车工请假，她就去挡车；干杂活的男工请假，她就带头扛起好几十斤重的“纡子”纱袋，搬上搬下。许多年里，季红英没有请过一天的事假和病假。车间事务更是管理得井井有条，务实能干的作风赢得了工人师傅们的尊重，大家也积极协助配合季红英的工作。
车间里有兼职的“六大员”，包括生产员、安全员、质量员、学习员、生活员等，季红英每周六组织“六大员”开碰头会，了解大家生活和工作上有没有困难、思想上有没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周日，她尽量让别人多休息，给自己排了早班，到了夜里就按了解到的情况去有情况的群众家走访，提供帮助。发现家务活没人干，她就卷起袖子帮着做；经济上有困难，她就帮助打报告申请补助，力求随时随地解决工人师傅们遇到的问题。1965年，季红英被评为南通市“五好”职工；1968年，经全厂工人评选，她被推荐为国庆观礼代表，第一次到了首都北京，登上观礼台。季红英回忆，当时“心中的激动无法用言语形容”。北京市工代会给当年出席观礼的代表们每人赠送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她一直珍藏着。
1969年，季红英担任国棉二厂的轮班党支部书记，主要负责做工人师傅们的思想工作，按照上级的安排，已无须到一线生产，但她依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顶班代工。她时刻提醒自己：“我是童工出身，是通过扫盲班才丢掉了文盲的帽子。做一个国有大厂的厂级领导干部，我的能力和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职务变了、岗位变了，但自己作为劳动者的本色不能变。”
季红英的女儿们回忆母亲的工作岁月时说：“在我们的印象中，妈妈一直很忙，顾不上家。有一年下大雪，天很黑了，妈妈才回家，头上包裹蓝色的围巾，身上沾满白色的雪花，感觉妈妈漂亮极了。小时候我们姐妹三个，常给我们洗头的不是妈妈，而是在南通医学院人武部工作的爸爸。妈妈文化水平不高，她的许多文字材料都是爸爸帮她整理的。尽管如此，她一直很努力，总想把工作做得更好。”
正因为工作出色、吃苦在前，从来没有脱离过一线工人，季红英开展思想教育时也很有说服力。工人们风气很正，当家做主意识强，工作更是兢兢业业。“举例说，一旦厂里停电，工人师傅就会停工休息，或是组织学习。但只要电一来，红灯一亮，大家就会互相招呼，立即起身各就各位，开车工作。”
1972年，由厂党委书记陈士荣提名、领导班子全体通过，季红英当选为厂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后纺车间党支部书记，翌年还兼任厂工会主席，成为国有大厂的领导干部。季红英回忆，这是一个让她深受裨益、融入其中的厂领导班子，大家保持本色、团结一致、身先士卒，更是将群众冷暖时刻挂心头，带领这个国有大厂稳步向前。厂级干部轮流夜里到厂里值班，前半夜到车间随时解决问题，后半夜才能在值班室里眯一会，一旦有事立马起床处理。厂领导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感情深厚。有一年正月初一，厂里提出全体领导干部早晨6时到车间接替夜班工人上班。一大早，季红英早饭都顾不上吃就赶到厂里，工人师傅们看厂领导齐刷刷来顶班，都深受感动，不肯下班，接着干了下去。做到8点，领导只好宣布关车，催大家回去。
那时，每位工人师傅一个月的食油票只有二两。如果买了食堂菜票，留给家里的就只有一两了。为此，厂级领导班子成员都被发动起来，想方设法批点油票、肉票和鱼等，给职工们改善生活。逢到农忙季节，厂里常常要停电，一旦停电，车间只好关车待工。这时，厂里就组织工人学习时事政治。有一回，厂里又因停电关车，工人们正在政治学习，厂领导打电话到供电公司了解到当天确实不可能来电了，就通知工人提前下班。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厂里来电后，工人的干劲更大。
通棉二厂是全国第二家出口免检的棉纺企业，1962年荣获“全国纺织工业红旗厂”的称号；至1965年，纺纱老设备全部实现了单程化、高速化；1973年增添新型阔幅织布机，1978年获纺织工业部“学大庆标兵企业”称号，1979年二厂的主打产品——朝阳牌3036纯棉细布获得国家银质奖，畅销全国各地。每年外地来厂取经的人员总是络绎不绝。
用汗水报答党的培养
“被选为党的十大代表，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接到通知，季红英十分激动，她一直清楚地记得从南通乘车到南京集中，汽车从南京长江大桥上驶过，有关部门还组织大家下车参观了这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
江苏的党代表们集体乘火车进京，大会期间，她感慨万千：“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个在旧社会让人看不起的童工，居然能够进京参加党的十大，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最让我感动的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我们江苏小组看望大家。周总理平易近人，当时他的身体其实已经很不好了，但他还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日理万机。大会开幕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大会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周总理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那天大会结束，全体代表起立鼓掌不走，一定要让毛主席先走。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在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下，我们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一直目送我们离场，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心里默念着：我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用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报答党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妈妈参加党的十大，也是季红英三个女儿的美好回忆。小女儿周建庆说：“参加党的十大，是妈妈引以为豪的大事。我们全家人都为妈妈高兴。记得妈妈参加党的十大回来后，给我们姐妹三个一人一块小手帕和一双新袜子。这是她从北京给我们带回来的礼物，在当时足以满足我们的心愿。”
腰伤缠身壮心不已
1979年，季红英主动要求回到她最熟悉的车间，再度投身生产一线。此时，改革开放大潮初起，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势不可挡，在千千万万像季红英一样埋头苦干的工人共同努力下，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南通工业走上了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1980年，南通市区工业总产值达到21.86亿元，人均工业产值10740元，成为全国继常州之后又一个人均年产值超万元的明星城市。1983年，南通跨入全国20个工业总产值超百亿元的城市行列。
到1989年季红英退休时，通棉二厂也已发展为大型综合性纺织企业，年出口坯布保持在3500万米以上，出口产品占总产值比重稳定在70％以上，年创汇保持2000万美元以上。
如今的季红英已是耄耋老人，因年轻时辛劳过度，她的腰部损伤严重，动过多次手术，平时总要系着一根宽腰带以支撑腰部。尽管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她依然念念不忘工作过的老厂，关注曾经全身心投入的南通纺织业，为家乡经济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欣喜。而后来人也没有辜负季红英这一代劳动者，她为之奉献大半生的纺织业正是南通最具识别度和标志性的产业之一，这些年在不断的创新变革中发展壮大，目前已形成家纺、棉纺织、服装、化纤、丝绸和印染等种类齐全、配套完善的现代纺织工业体系。南通这个世界闻名的纺织之乡，当前正围绕“建设世界级纺织产业先进区”的目标持续奋斗，努力成为全球纺织产业价值链高端的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