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光

1975年，为了满足广大初中毕业生就读高中的迫切需求，唐洪公社在新公社所在地头总桥，翻身河南边办了一所民办高中。说是一所高中学校，其实并不大。两排4座平房，北边紧靠灌溉渠南侧，西头是教师办公室、校长室、部分教师宿舍；东头是4个教室。南边一排平房，西头是教室，东头也是部分教师宿舍。

全校一共十五六个教师，其中公办、民办教师约各占一半。我1976年下半年至1977上半年，在此担任代课教师，不在编制内。

唐洪民中的组建时间短，谈不上学校文化底蕴。但是，教学管理却还算比较规范，当时尚未恢复高考，没有高考升学率压力。高中学制2年，学生毕业就回家务农。不难设想，在一个毫无压力的学校，教师工作将是怎样的状态。此时文革还没有宣告结束，惯性依旧。几个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老教师，规规矩矩，林黛玉似的，不敢多说一句话。

几个年轻教师与我年龄相仿，刚从师范毕业。他们根正苗红，比较活跃，各有所长。时老师身材高挑，喜欢体育。他作为城镇知青，下乡插队后不久，就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后来被推荐上了中师。巫老师喜欢围棋，我们经常对弈。季老师如皋师范学校毕业，教高中数学。当时正在推广华罗庚的优选法，正交试验、0.618法，等等。我虽然在教英语，说不定什么时候有需要，用得着，就向他借了有关资料，手抄了一本。他性格开朗，自诩“诲人不倦”。我们两家住得靠近，每天傍晚放学后，我们边走边聊，谈教书育人，聊家长里短，几成莫逆。

周老先生，名牌大学毕业，数学教师，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打扮。他平易近人，是与我同轨的班主任，关系不错；好多次，我向他请教班级管理经验，他总是热心传授指点，某日家访，我们还结伴而行。教学方面我经常向他讨教，他面授机宜，不厌其烦。

术业有专攻。我毕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更没有英语教学的专门培训。公社辅导校长让我利用假期去南通县中参加英语教师培训。平日里，我还抽空去兄弟中学向科班老师取经，业务水平大有长进，在同行教学观摩中获得好评。此后，我努力提升自身教师素养和教学水平，设定了个人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第一步，民办教师转正；将来有机会再实现公办教师理想。说起来，这种想法似乎有点平庸，凡夫俗子，又有多少人能够脱俗呢。

1973年，在教育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两位小人物也借由此声名鹊起。小学生黄帅挑战“师道尊严”，张铁生高考成为“白卷英雄”，其负面影响还在。全国上下在批判“师道尊严”之中，1976年特殊的环境结束。这场滑稽、荒唐的运动也自然结束。面对这些，广大正直的教师就是不信邪，始终不忘教书育人天职。

在唐洪民中的一年里，我担任过高一（1）班班主任。眼看着班上的农家孩子，学习如饥似渴，很受鼓舞。我经常向他们灌输“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在我曾经担任过课务的一些班级中，有一批学生，相继在恢复高考后的两三年中考取了大学。后来，他们都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或者领导。每当想起这些青年才俊成人成才的历程，我心中就充满着对唐洪民中任教时光的留恋。

人在做，天在看。经过一番静心修为、刻苦磨练，我自以为教育教学工作各方面都大有长进。1976年底前，我终于如愿以偿，在代课5年之后，成为一名正式民办教师。虽然待遇还远不如公办教师，但毕竟有了一个正式教师的名分。当时，民办中学教师工资标准每月27元，其中每月18元按月由县财政支付，另外9元年底由公社统筹一次性发放。与我同一批成为民办教师的共有3人。此后，1977年底恢复高考，不再审批新的民办教师；同时通过考试逐步把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这个称谓趋于消失。我算是共和国最后一批民办教师中的一员。倘若我1977年底高考不第，后来也会成为首批转正公办教师中的一个。

世事就是这样变化莫测。人生有着太多的“如果”，我们不能老是在“如果”中徘徊。人要靠真诚和不懈努力生存，这是我从民办教师转正中悟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