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银

陈雷，字蛰农，号硕如，晚年别号觉如，又自号素心居士。在海安西城门外开过“陈家木行”，被公推为海安市议会副议长，并任邑庙后街市第一小学校长。晚年酷爱书画艺术“能作径数尺之擘窠榜书”，是海安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书画家。

韩国钧的生平人们大多熟悉，他年长陈雷20岁，韩生于1857年，而陈雷则生于1877年，如果用“忘年交”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友谊当不为过。但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佚，人们已无法探知韩陈二人当年“过从甚密”的来龙去脉。可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仍可以从几件小事上找到他们交谊不浅的蛛丝马迹。

一是韩国钧把“次公子及女公子”之教育托在陈雷门下。陈雷年少时“曾治举子业”，后来因“科举废，学校兴”而进入泰县中学读书。陈雷“勤奋聪颖”，很快在古文辞修养方面崭露头角，以致“学习经世科学时学校特聘其任文学教席，亦生亦师，传为佳话”。这“经世科学”可能类似今天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让陈雷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任“文学教席”，像老师一样带其他同学去实习，可见陈雷确实学业优秀。陈雷中学毕业时学校保送他“入京师大学堂”深造，却因“丁母艰而辍”，不得已在家“课徒自修”。陈雷由于早年曾拜陈希璧为师，诗词书画均有造诣，加上“古文辞修养为侪辈冠”，镇上许多人家将孩子送到陈雷身边教读。韩国钧为官在外，长期在河南、东北奔波，很少回家，子女教育当然被他视为“头等大事”。但他不可能把孩子全带在身边（仅带大庆一人，后因病夭折），韩国钧是举人出道，平生非常重视书法涵养，因此他对女子择师习艺很看重为师者的“品学”。在得知陈雷“书法别有神态”，“笔力雄健”，“古文辞修养”又好后，毅然把双庆和长女云娟送到陈雷门下就读。

陈雷心性高雅，向来“不愿周旋于晋绅之场”，但对乡贤韩国钧则例外。他以“课子尤严”之态悉心指导双庆、云娟学业，深得韩国钧信赖。以至后来紫石先生转任两广督练公所参议兼兵备处总办时，还特意邀请陈雷和他一起赴广东劝业道任所供职。陈雷慨然应允前往，谁知中途闻父丧，“终不果行”。这说明，由于“次公子及女公子”之学业所托，韩国钧与陈雷之间已建立起彼此十分信任且互相欣赏的深厚友谊。否则，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当时，陈雷抛家别子追随紫石去广东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因父丧中途返回，否则陈雷到了广东，那就是另一种境况。

二是陈雷因“国难逼迫”“劳瘁以殁”后韩国钧“亲临吊唁”并为之撰墓志铭。陈雷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农历六月十六日病逝，享年仅62岁。韩国钧深为痛惜，认为陈雷是“卒以国难逼迫，播迁不遑，忧伤成疾，劳瘁以殁”。事实确是这样，日寇侵占海安期间，陈雷及其家人“避乱村野”，“朝暮播迁”“不遑宁处”，以致衣食不周，缺医少药，“劳瘁”过度而不幸逝世。紫石先生对此感同身受，日寇第一次侵占海安时，他和家人流落兴化，瓢泼大雨中到处奔走却无处藏身……他怒问苍天：“我泱泱中华何时被外敌欺侮到这步田地？”所以这时紫老虽已届81岁高龄，却“亲临吊唁”，并书“品高学醇”“额其庐”，可见紫石先生对自己晚年失去这位朋友多么痛心。

时隔两年，应陈雷家人所请，韩国钧为陈雷撰写了墓志铭。铭文洋洋六百余言，半文半白，充分肯定陈雷“才德为乡里所盛誉”的一生。其中有句：“济时用世，不有于其身，而获见于厥子与孙。光于其家，以效于国，以慰君地下，而拳拳有待于吾之文。呜呼！君之德之纯，固有以利其后人。”可见韩国钧在肯定陈雷生平的同时，还非常羡慕他教子有方，培育出陈熹这样“光于其家，以效于国”的儿子。当时陈熹已从国外留学归来，就任国立广西大学教授，大概也就是在这期间，陈熹恳请父亲生前好友紫石先生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而韩国钧慨然应允认真撰写并在交往中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友情。

陈熹为陈雷长子，在陈雷的熏陶下，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紫石老人写给他的一幅字。

韩国钧的书法艺术前人早有评论，这里姑且不议，我们单看书写内容：“君子不妄动也，必适于道；不徒语也，必经于理；不苟求也，必造于义；不虚行也，必由于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成其欲。”这段源自孔子论语的箴言，实在是长者对后学的谆谆告诫。韩国钧宦海沉浮几十年，看过了太多的世道，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他这是在总结自己的人生，也是在提醒老朋友之子走好人生每一步。

该作品韩国钧落款未标明书写时间，或是因为宣纸上空间不够。但可以判定，这应该是韩国钧为陈雷撰写墓志铭的1940年期间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