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连坛泰斗贺友直先生诞辰100周年。陆续从《新民晚报》上读到纪念贺友直先生“道德文章”的文字，谈起他获得的“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其中绕不开的，有他的代表作《山乡巨变》《朝阳沟》《李双双》等。对这些“贺氏白描”的经典之作，从小喜欢看连环画的我也是百读不厌，且珍存《山乡巨变》《李双双》《杂碎集：贺友直的另一条艺术轨迹》《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等。

都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读他的书、评他的书”。周末，我取出一套四册仿宣线装本的《山乡巨变》（200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及他回顾创作经过的《旧话重提》等《附录》一并重读，愈加觉得“好看、好懂、有嚼头”。

《山乡巨变》这套连环画，由董子畏改编自周立波的同名小说。讲的是1955年湖南一个僻静的山乡，如火如荼开展农业合作化的故事。壮阔的波澜触动了每一个角落，引起了巨大的矛盾，在父子、夫妻之间，在每个人的心灵里，都展开了深刻的冲突。沿袭几千年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习俗、家庭生活、爱情观念，以及人和人的关系都起了变化，整个山乡出现了新的面貌。以此脚本，贺友直经三年呕心沥血，第三稿才找到满意的表现方法。他说：“第一次画的稿本是有明暗的，画好以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画的这个东西不像周立波同志的原著和在湖南农村所感受到的情调气氛。领导当然也通不过。于是我就再到湖南去，去了几天跑回来又画了一遍，还是不行，很苦。后来感到老是自己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不行，于是看了些中国传统绘画，《清明上河图》《明刊名山图》《水浒叶子》等。”终于如春蚕吐丝，以中国传统的白描技法，清丽秀润的湖南山乡风貌出来了，从而煌煌500余幅的绘画与原著达到气韵上的通感。在1963年首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该书获得绘画创作一等奖。

为了创作《山乡巨变》，“芒鞋问俗入林深”。他于1959年两度去湖南益阳“下生活”，前后达四五个月。他与农民“三同”，“上厕所要蹲粪缸，睡觉躺在油腻的枕头上，下地劳动用手舀粪……农民怎么吃喝拉撒，你都得和他们一个样。”扎根生活，融入其中，才能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才能把人物的惯常动作、神态烂熟于胸，他称为“内在视觉”。他在后来谈体会时说：“我到农村去，凡是能看的能做的，我都要看一看做一做。对于不懂的东西，在看和做的过程中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悟出它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记得住，背得出，还用得灵活，画得合情合理。比如一个地区的房屋建筑，都有一定的特点。只要懂得它的结构原理、格式特征，收集一定带有代表性的素材，在创作时，就可以随意取景变换角度了。”“画连环画最终要表现生活。生活从哪里来？从仔细观察中来。”

正因为带着用心的视角和执著的精神，直接从生活中来，将芸芸世相“烂熟于胸”，各种阅历过的“内在视觉”便在笔底升华。周立波小说中的邓秀梅、盛淑君、亭面糊、刘雨生、秋丝瓜等人物形神兼备、跃然纸上，有的画中人物甚至比小说里的还要入骨三分。比如，贺友直笔下的亭面糊之所以能使人一看便知道是小说里写的样子，就是由于画家通过对人物各种状态下的外形描写，来显示人物内在性格的缘故。他那微驼的后背，后弯的罗圈腿，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神气，一看便知是一辈子肩负重担、艰苦生活造成的畸形躯体；再看那包头布下可亲的脸上，眯着的一双细眼，上弯的嘴角上经常堆着笑意，对什么事都缺乏鲜明的态度，面面糊糊的。他拥护合作化道路，也出席研究合作化的会议，但对会上发生的争论却又漠不关心，如第一册57-59幅，会上人们争论得都快吵翻了天，恰在这时从后房传来一阵粗大的鼾声，待人们循声找去，原来是他在床上，把脑壳枕在手臂上，睡得正熟。陈大春把他喊醒，他大吃一惊，一边揉眼睛，一边问：“什么事？”好半天才记起正在开会的事，还自我宽慰地说：“昨夜没睡好，真是一夜不困，十夜不醒。”那手足无措嗫嚅憨笑的窘态，实在妙趣横生。

同时，在背景刻画上，山乡农家生活中的细节也地道极了。如马灯、南方的茶壶、罩篮、杞柳篮、草篮、泥箕、糠筛、木水桶、竹扫帚、水缸、水甏、木桌竹椅、锄头、山齿、担绳等等，无不真实可信，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及不凡的写生功力。

还有，画作处处以景寓情，人景合一。如，首幅画的资江上水面舒缓，舟楫点点，就是一幅精彩的湘中山水风光图：“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

除了绘画“好看、好懂、有嚼头”之外，贺老的一番创作回顾也耐人咀嚼，予人启示。那就是：“从生活中捕捉感觉，从传统中寻找语言，从创作实践中发现自己。”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连环画创作而言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