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我伤心的还有我姥娘的落寞麻木表情。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周围的一切与她无关了，她正置身在一个寂静荒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很快就会消失。

最近翻一本旧书，夹于其间的一张老照片一下跳了出来，仿佛它被囿于书页间压抑了太久。忧伤像浪潮瞬间淹没了我。我感到世界突然一片静寂，时针戛然而停，无法抑制的痛楚从心尖弥漫开来。当你被一支利箭射中，你才会有这种感觉。我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把这张老照片夹在书里。我对这张老照片印象太深了，它是1996年春天拍摄的，地点在我母亲家里。1996年的某个难忘的瞬间被永远定格下来了。这个瞬间既属于宇宙，也属于我姥娘，属于我儿子远远，属于我的表侄和表侄女。这张老照片给我的感觉是，它是时间大树上流出的一滴树脂，一滴琥珀色的眼泪。它应该存于我的相册里。我像保存《圣经》那样保存着那些相册，但我总是惧于翻开它们——我总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力量）眺望过去——我怕一旦翻开它们，扑面而来的回忆会将我击倒。

1996年春天，我大姨和小姨分别从四川自贡和吉林通化来如东看望她们的九旬老母。这是一次温暖的团聚，也是一次伤感的团聚。她们声称，由于关山阻隔，路途迢迢，这趟来是最后一次看母亲了。言下之意就是，老母亲归天之日，她们也不能来送别了。再也没有什么比“最后”更让人忧伤的了——“最后”是路的尽头，也是垂下的夜幕。团聚从一开始就氤氲在“最后”哀伤的氛围里。因为是“最后”，两个身处异乡的女儿以各自的方式竭尽对老母亲的孝心，但这一切却衬托出“最后”的凄凉。她们给老母亲买了一身有着喜庆花色的衣裳。老母亲很排斥这套衣裳，但她们硬是给老母亲穿上了。在她们看来，只有老母亲穿上了这套衣裳，她们的孝心才得以表达。然而，穿着这套衣裳的老母亲却是一副落寞的神情。这套满缀着两个女儿孝心的衣裳，老母亲只穿了一天或者两天，就再也不肯穿了。

那年，我大姨已经做了奶奶，我小姨也做了姥姥了，她们这次来也把各自的孙子和外孙女带来了，让太奶奶或太姥姥见上一面，当然是最后的一面。那年，我的儿子远远还很小，刚出世一年。上午是忙碌的，她们和我母亲都是山东人，随着她们的到来，山东人的膳食也跨进了我母亲家的门槛。每天上午不是蒸包子，就是包饺子，或是做韭菜合子，我母亲家的厨房里充斥着姜葱和面粉的味道，以及擀面杖的响声。在做面食方面，我姥娘的技艺可谓精湛娴熟，堪称一流的老手，看着厨房里忙活的景象，我姥娘内心五味杂陈。我姥娘多么喜欢包饺子啊，只要包起饺子来，我姥娘就会眉飞色舞，她飞快地擀出圆润的中间厚边上薄的饺子皮，她拌的饺子馅香味四散，让左邻右舍垂涎欲滴。我姥娘有一双粗硬的大手，这双大手布满了老茧和岁月的瘢痕。这双大手是典型的劳动人民的手。但是这双大手，只要一包饺子就会变得柔软起来，就会变得小巧灵活。以前，从和面、拌饺子馅、擀饺子皮到包饺子，我姥娘一个人包了，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不知为什么，每逢包饺子，我姥娘就变得特别快乐。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以包饺子来追忆过去了的美好时光更好的方式了。

我姥娘知道我喜欢吃饺子，她想让我学会包——“以后俺不在了，你就能自己包饺子吃了”，这是我姥娘的良苦用心。擀饺子皮的要领是，右手擀，左手拉饺子皮旋转，边旋边擀，两只手要配合默契，浑若整体。可是我天生愚笨，我的笨在擀饺子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的两只手总是不听使唤，仿佛不是我的，而是别人的——不是南辕北辙，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或是右手忘了擀，或是左手忘了拉着饺子皮旋转，这是其一。其二，一张饺子皮在我手里至少得擀十下，即便擀十下，也擀得不囫囵，龇牙咧嘴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而我姥娘只利索地擀四下，一张又薄又圆而且中间稍厚，有点像草帽形的饺子皮就擀好了。我注意观察过，第一杖，我姥娘擀出饺子皮的四分之三；第二杖，旋转饺子皮的同时擀出二分之一；第三杖，再旋转饺子皮擀出二分之一；第四杖，最后旋转饺子皮擀出四分之三。我姥娘做着慢动作，一遍又一遍耐心教我，可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孺子不可教也，索性扔下家什不干了，嘴沮丧地翘得老高，都能挂只油壶了。我姥娘笑了起来：包饺子可比你识字容易多了，多学两趟就会了。可我觉得包饺子要比识字难上十倍都不止。见我不学了，我姥娘就自顾自包起来。我姥娘像炫技，又像是表演，擀面杖下的饺子皮旋转得宛如陀螺，快要生出风来了。饺子皮擀好了，我姥娘就一手拈着饺子皮，另一只手填上馅儿，然后两只手一拢一捏，一只地道的北方饺子就成了。我姥娘就像包饺子的机器，同等大小、同样模式的饺子源源不断从她的那双大手生产出来。两只锅盖摆不下，就一个挨一个摆在桌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饺子就像逝去了的日子，集体呈现在我们面前。

1996年，我年迈的姥娘已经擀不动饺子皮了，僵硬的手也包不了饺子了，她甚至不能较长时间地站立，她像一堵风干的墙那样随时都会倾圮下来，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落落寡欢。给我的感觉是，周围的任何东西都与她不相干了。那天上午，大家都在忙着包饺子，看孩子的任务就落在我姥娘头上了。那天上午，母亲打电话让我去吃饺子了。她知道再也没有比饺子更能引诱我的食物。我很早就去了母亲家，可能还不到11点。厨房里忙成一片，我父亲也厕身其中打下手。在我的印象中，凡当过兵的人都会包饺子。我进了母亲的房间，眼前的一幕蓦地闯入我眼帘：我姥娘坐在床沿上，她穿着蓝上衣黑裤子，套着浅咖啡色坎肩，戴着黑色毛线帽。如果你那时看到她，你就知道什么叫“瘦骨嶙峋”。床上坐着我的表侄、表侄女，两个孩子都学和尚打坐那样盘腿打坐，双手合十，神态一本正经，脸上的笑都憋着。我姥娘的脚跟前就是那张竹质六角栏车，远远站在里面。这孩子穿着橘黄色毛衣，酱色背带裤，开裆处露出一角尿布。胖嘟嘟的，满脸的胶原蛋白，眼眸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我现在还记得那种奇异的感觉，我觉得我姥娘一个人坐在落寞的虚空里。那年我姥娘九十三岁，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六岁，而远远只有两虚岁。你能想象三个孩子与我姥娘之间隔着多么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尽管看上去他们与我姥娘近在咫尺。正是这种遥远让我无比伤心。那张床还是我母亲从福建带回来的，它就像一条木舟，从闽江流域行驶到了南黄海边，而此刻，我姥娘正坐在这条木舟上，漂向我无法抵达的远方。我伤心的还有我姥娘的落寞麻木表情。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周围的一切与她无关了，她正置身在一个寂静荒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很快就会消失。有谁会记住这个世界呢？那两个孩子不会记住，我的儿子远远不会记住，甚至我也会淡忘。那天我恰巧带着相机，我是那么迫不及待地按下了快门。我觉得我姥娘正在渐行渐远，我害怕再也捕捉不到她的身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