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林

邻居家是我们这里最早有收音机的。

那天，我跟锁儿一起走到邻居家门口，看到他家堂屋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盒子，我们好奇地走过去，正巧邻居家没人，锁儿就趴到桌子上仔细地看，我们看到小盒上有几个旋钮，锁儿便这里摸摸，那里拧拧，三下两下，里面竟然弄出声音来，吓了我们一跳，根本没听清楚里面是什么声音，便跑了出去。邻居回家后发现有人动了他的宝贝，听说是锁儿，便找到锁儿家去，锁儿挨父亲狠狠揍了一顿，自此，锁儿发誓再也不走进邻居家。

邻居的儿子天天在家开收音机，他把音量调得很响，锁儿说他一定是气我们的。锁儿坚决不让我们跟邻居的儿子一起玩。

夏天的一个午后，锁儿和几个小伙伴正坐在我家院子里一边走五马儿（一种棋类游戏）一边乘凉，我家屋后有一片小竹林，竹荫里很凉爽，成了夏天我们读书玩耍的地方。我们几个走了一会五马儿，便去爬树，摇竹子，忽然听到院墙那边传来收音机的声音，细听，里面放的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刘兰芳的声音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特别是她学马叫的声音，让人如见真马。我们都听得很入神，听到过瘾处我们也跟着在院墙这边叫好。

第二天，还是这个时间，院墙那面又准时传出《岳飞传》，我连忙把几个伙伴喊来，大伙商量，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特别是我的邻居，让他知道了怕就听不成了。

这以后的每天中午，大家都准时到我家院子里来，一边享受竹园的阴凉，一边听隔壁收音机里的刘兰芳评书。在听说书的时候，一些平日好动的顽皮孩子，变得很安静，总是要等刘兰芳说“欲知后事如何，下回接着说”的时候才肯离开，于是，心里便有了一种期待，盼着第二天的这个时间。

邻居的孩子高中毕业后进了镇上的供销社，从营业员到棉检员，后来还做过供销社副主任，50多岁的时候，他因病去世了。在他生病期间，我去看望，我们又回忆起许多儿时的往事。他问我可记得当年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我说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并告诉他，我们几个人曾在院子里偷偷听他家收音机播放的刘兰芳说评书。他说，这是他有意弄的。他知道锁儿因为他家的收音机挨了家里打，我们都帮他不服气，不肯到他家去了，就想了这个办法，故意在家里放得很高，目的就是给我们听。他还曾有好几次爬在院墙上看我们，好想跟我们坐在一起。

哦，人原来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觉得美好，他也希望跟我们一起玩呢。

面对病中的邻居，我心里一阵内疚和惭愧，当年的我们不识好人心，一直不能接纳他。

时光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的时候，妻子带过来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外壳是塑料的，很小，但音质不错，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宝贝”。我曾用它参加电大学习，每到授课时间，就坐在收音机旁认真收听，从中学到不少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农村政策。1983年，妻子任教的学校办起了戴帽子初中，她由小学语文改教初中英语，到县教师学校进修学习。在妻子进修期间，收音机便成了我生活的伴侣，当时有一部叫《旋风》的长篇小说，我天天晚上躺在床上收听，小说里的人物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家庭条件逐渐好转以后，我买过一台红灯牌双卡收录机，既好收听节目，又好放磁带，平时就放在家里朝南的木柜上，但用得很少。不久又买了电视机，那个双卡收录机还放在木柜上，成了一件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