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明
王尘无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杰出的电影评论家。他只活了28岁，没有留下妻室、后代与遗言、坟墓，留下了48篇电影评论、12篇电影论文、59篇电影杂文以及散文集《浮世杂拾》这样的文字，为左翼进步电影开辟道路，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纪念碑上留下光辉的名字。
上图左起：王尘无，王尘无遗墨，夏衍题词，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1933年6月18日刊于《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的《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
左翼影评的开拓者
王尘无，原名王承谟，1911年1月23日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父亲王燕宾在汤家镇上开设“裕大南货店”经商为生。王燕宾有六子三女，王尘无是第三子。王尘无少时在家乡读书，受当时海门地下党县委书记洛克同志的诱导，要求进步，倾向革命。1927年，去无锡国学专修馆攻读。1929年，进上海持志大学继续学习。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回到海门乡下，任海（海门）启（启东）中心县委秘书。1932年，在领导海门进步学生运动中暴露身份，为避开反动派的追捕，只身来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翼剧联的影评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后，他是小组的成员，以“尘无”“向拉”“方景亮”“离工”“摩尔”“劳人”等笔名，活跃在影评阵地上。1938年5月25日，因严重肺结核久卧病榻的王尘无与世长辞。
当时的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呈现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状态。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广大观众对电影脱离现实不满，强烈要求看到能反映现实的新电影。在中国共产党人进入电影领域之前，银幕上充斥着反映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片，色情片、辱华片、古装片、神怪片几乎垄断中国电影市场，千篇一律的套路也使观众逐渐失去了新鲜感。电影公司面临严重危机，意识到吸收进步作家参与剧本创作的必要性，新文化工作者也认识到电影在宣传教育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左翼电影获得了兴起的契机，中国电影被纳入了新文化的轨道。
王尘无的影评活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那时，中国电影事业处于历史的转折时期。田汉、洪深、郑伯奇、郑正秋等正直的文艺工作者跻身影坛，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行了可贵的努力。1932年5月，以夏衍为组长，由钱杏村、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等人参加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从1933年开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下的影评人小组逐步占领了影评阵地。很多重要报纸如《申报》《大公报》《晨报》《大晚报》等都辟有刊登电影评论的电影副刊。同时还出版了以电影评论为主的电影刊物。一批著名的左翼影评家如夏衍、郑伯奇、石凌鹤、鲁思等，积极发表文章探索中国电影前进之路，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电影文化发起进攻，王尘无和战友们在一起，冲刺在最前线，为左翼进步电影开辟新路，他对上映的国内外影片依据政治内容进行评价，并热情推荐苏联影片和介绍苏联电影理论，借以提高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观众的创作与欣赏水平。
1932年5月30日，王尘无首次以尘无的笔名，在《时报·电影时报》上发表了《从浅薄说到滑稽》，文中王尘无愤怒地对那些充斥银幕的“趣味低级，庸俗浅薄”的影片进行了鞭挞，是左翼电影评论家们向落后污浊的旧影坛打出的第一枪。
从1932年5月起到1933年，是左翼影评的开拓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活动，王尘无作出了重要贡献，发表了大量的影评。1933年5月，他的论文《中国电影之路》，详尽地论述了电影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和任务，对左翼电影运动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文章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努力吧！为了中国电影的前途！为了中国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前途！”
威信最高的影评家
1933年，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左翼影评活动迅速地、有声势地开展起来。自《狂流》问世之后，王尘无等左翼影评人大力推介，为左翼影片走上银幕扫清了道路。1933年被称为“中国电影年”，以《狂流》发轫，《铁板红泪录》《春蚕》等一批左翼影片相继出现，丰富了中国电影的表现题材。1933年6月18日，王尘无联合夏衍、郑伯奇、阿英、洪深、沈西苓、柯灵、陈鲤庭等十五位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联名发表了《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明确提出今后电影批评工作的方针任务，表示对影片的思想内容，要“如其有毒害的，揭发它；如其有良好教育的，宣扬它；社会的背景，摄制的目的，解剖它”。影评人对电影工作者的帮助与批评，推动其中的进步分子走上了左翼电影的道路。
这一时期，王尘无既是左翼电影评论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之一，又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影评人”。于伶在《回忆“剧联”话影评》一文中称王尘无是当时的“权威影评家”，“在许多影评人中以尘无在广大观众和读者中间的声誉与威信为最高，每当影片上映时，有些青年观众会说：等读到尘无的影评文章，看他说好说坏，再决定去看哪一部影片好。”在此期间，王尘无写了大量的影评文章。其中，有对国产影片的评介文章，也有对外国影片的评介文章，既有就一部影片发表看法的文章，也有对某一类影片、某一类问题进行综合评论的文章，为以后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电影理论的探索者
王尘无是最早进行左翼电影理论研究的影评家之一，他对中国左翼进步电影理论的发展，充当了开路先锋的探索者。他本来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但当他开始电影评论后，他认为对人民大众而言，“‘电影比文学的作用更大’，这一点坚定地横在我的意识上，所以，当我做着更直接实现我这一种信仰的事的时候，我是毫不可惜放弃我的创作。”1932年6月，他的长篇论文《电影讲话》分六期连载于《时报·电影时报》上，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对中国电影的现状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比较系统剖析的一篇文章，是一份普及性的左翼电影理论的宣传教材。
1933年5月，王尘无写了《中国电影之路》一文。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各阶级面貌、电影事业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电影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提出：“只有建立起中国电影观和电影批评的标准，我们才能更具体的、更有计划的推动促进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之路》是王尘无的一篇重要理论著作，与郑伯奇的《电影罪言》、阿英的《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等论文一样，都对后来左翼电影运动拍摄大量进步的优秀电影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的重要文献。
1936年1月，文学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电影界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国防电影的讨论会，在关于国防电影问题的讨论中，王尘无抱病写作了《一个电影批评人的独白》一文，着重就国防电影的题材问题和电影批评问题发表了意见，对正确贯彻党在电影界的统一战线，对促进和指导“国防电影”的创作，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王尘无有很深的文学素养，读他清新敏感的散文、读他精辟泼辣的批评，再读他的旧诗文，简直可以使人不相信这是出自一人之手。他写有许多散文，编成《浮世杂拾》一书，这些散文文笔清新秀美，充满了田园式的诗情画意，细腻地表达了王尘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表达了他在黑暗中的沉重呻吟，以及与疾病搏斗时的一腔哀愁。
